关于明朝思想文化的分析
思想
王的阳明哲学思想上，王的阳明继承陆九渊的“心学”并发扬光大，他的思想强调“致良知”及“知行合一”，肯定人的主体性地位，将“人”的主动性放在学说的重心。而王的阳明的弟子王艮更进一部的强化此方面的论述，提出“百姓日用即道”，肯定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意义，而李贽则更肯定“人欲”的价值，认为人的道德观念系源自于对日常生活的需求，表现追求个体价值的思想。
因西学东渐使科学精神与实学风尚也开始流行。明末伴随着朝代的更替与异族的侵略，哲学家开始更多思考现实问题与政治改良，如王船山、黄梨洲、顾亭林等。晚明书院的兴盛冲击了官学的地位，许多知识分子利用在书院讲学之际借机批评时政，如曾讲学于东林书院的顾宪成及高攀龙，就常讽刺时政，也使东林书院成为与当权派对抗的中心，进而导致东林党争。当时学者也会借用寺庙周边的空地举行“讲会”，倡导新的思想价值与人生观。明代书院的自由探讨辩论学风，是当时最开明进步的学术交融方式，在古老的中国书院里，不同流派的思想可以在此平等交流。明朝人视学阀为耻，将以权力压制民意视为卑劣，即使是高高在上的皇帝，权倾朝野的大首辅也不例外。
文学明代文学以小说达到的艺术成就最高，创作了大量的以历史、神怪、公案、言情和市民日常生活为题材的`长篇章回小说和短篇的话本、拟话本。一些文人加工改写了宋元话本，还创作拟话本。“三言”、“二拍”就是这种话本和拟话本的代表作。
冯梦龙中国小说史上的四大名著中的三部——《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与小说《金瓶梅》就是出于明朝。冯梦龙加工编辑的三部白话短篇小说集“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每部四十篇，共一百二十篇，主要是描写青年爱情故事以及平民市井生活，最著名的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转运汉巧遇洞庭红》等;与“三言”类似每部四十篇的短篇小说集还有凌蒙初编著的“二拍”以及1987年才被发现的《型世言》(陆人龙编著)。
传统雅文学的发展在明代继续发展，著名文人有刘基、宋濂、高启、方孝孺、唐寅、归有光、徐渭、王世贞、袁宏道、钱谦益、张岱、吴伟业等人。散曲家则有王磐、冯维敏、薛论道、陈译、康海等人。万历时期，猛烈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有以公安袁宗道、袁宏道与袁中道为代表的公安派。他们认为文学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有各个不同的时代，即有各种不同的文学。竟陵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主张独抒性灵，并且乞灵于古人，目的为“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如是而已矣”。
戏曲元末杂剧一度中衰。明中叶后，随着城镇经济的繁荣，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戏曲又出现了新的发展，产生了许多具有进步意义的作品。明代剧作中最负盛名的是《牡丹亭》。在明代，流行的戏曲唱腔中，主要有弋阳腔和昆山腔(昆腔)。昆腔本局限于吴中。嘉靖年间，著名音乐家魏良辅对昆腔进行改革，使它既集中表现了南曲的清柔婉转的特点，又保存了部分北曲激昂慷慨的声腔，成了当时最有影响的一种戏曲音乐。
书法明朝朝廷极力推崇书法，明朝书法以行书和草书为主。明初书法陷于台阁体泥沼，沈度学粲兄弟推波助澜将工稳的小楷推向极致，“凡金版玉册，用之朝廷，藏秘府，颁属国，必命之书“。二沈书法被推为科举楷则，于是台阁体盛行。明中期吴中四家崛起，书法开始朝尚态方向发展。祝允明、文征明、王宠与唐寅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书法开始迈入倡导个性化的新境域。晚明书坛兴起一股批判思潮，书法上追求大尺幅，震荡的视觉效果，有名的有张瑞图、黄道周、王铎与倪元瑞等。
诗文明代诗文数量却浩如烟海，不仅作家众多，而且各成流派。永乐至正统年间，文坛上出现了以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为首的“台阁体”诗派。明中叶，在反对台阁体冗沓文风的斗争中，先有弘治、正德年间的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崛起，继而又有嘉靖、万历间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雄踞文坛。他们以复古为号召，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当前、后七子复古运动兴起时，文坛上又相继迭起“唐宋派”和“公安派”。
绘画
明初，宫廷画家居画坛主流。15世纪中叶，江南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吴门四大家”崛起。他们广泛吸取了唐、五代、宋、元诸派之长，形成了各具特殊风格的绘画艺术，又被后世称为“明四家”。嘉靖时，杰出画家徐渭，自辟蹊径，创泼墨花卉。万历年，吴门画家张宏开启实景山水写生之先河，在继承吴门画派风格和特色的基础上加以创新，画面清新典雅，意境空灵清旷。明末还有人物画家吴彬、丁云鹏、陈洪绶、崔子忠、曾鲸，花鸟画家陈淳等。
《宋史》列贾似道于《奸臣传》，其内容不少来自野史小说，且出于反对者之口，遇事不问是非，均加贬抑。如鄂州之战，云似道私约称臣输币，又虚诳报捷，最是坏事。然考《元史·世祖纪》，仅云约和，并无称臣输币之语。况且《元史》里也记载了在鄂州之战后期，忽必烈曾当着众人的面夸奖身为南宋守将的贾似道：“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贾制置，汝十万众不能胜，杀人数月不能拔，汝辈之罪也，岂士人之罪乎!”由此可见贾似道之才干。
如果说对秦桧前期的表现，史学界尚有人加以些许肯定，那么对南宋后期身任理、度、恭三朝丞相的贾似道，就只有全盘否定。诚然，贾似道入朝以后的独揽朝政，排斥异己，结党营私，奢侈腐化等一系列罪行，对加速南宋灭亡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言其权相或奸臣都不为过，但是如果我们能全面地、实事求是地对他进行评价，贾似道仍不失为是一个有功有过、过大于功的历史人物。这里且不言他前期在守卫两淮和京湖地区时，在防御、筑城、营田和兴修学校等方面的才干和贡献，单从后期被人指责为造成南宋灭亡的两件“罪状”———他在鄂州之战中的表现和推行公田法来看，此人也有值得肯定之处。
先言贾似道在鄂州之战中的表现。发生于南宋理宗开庆二年(1259年)秋冬间的宋蒙鄂州之战，是关系到南宋生死存亡的一场重要战役，指挥入侵蒙古军的最高统帅是蒙可汗之弟、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的忽必烈，直接领导鄂州保卫战的是南宋枢密使兼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抚大使贾似道。蒙军包围鄂州(今湖北武昌)之后，宋蒙两军展开了长达三个月之久的激烈战斗，双方“死亡枕籍”。
但由于多种原因，蒙军被迫于当年闰十一月上旬撤围北返，南宋取得了鄂州保卫战的胜利。可是后人不仅不承认贾似道在鄂州之战中的功绩，反而认为正是他在这次战争中与蒙古签订了“城下之盟”，后来又隐瞒真相，才招致蒙古的南侵和南宋的灭亡，是有罪无功。事实上，贾似道在鄂州保卫战中的表现，深得当时人的赞赏，如诗人刘克庄云：蒙古军大举南侵之际，“朝野失邑，凛凛有被发之忧”，贾似道“投袂而起，倍道疾驰，身先将士，蒙犯矢石”。“以衮衣黄钺之贵，俯同士卒甘苦卧起者数月。汔能全累卵之孤城，扫如山之铁骑，不世之功也。”(《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三二《与贾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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