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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自由化对工资收入差距的影响论文
一、引言
19世纪后贸易自由化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收入不平等现象不同程度出现，其中一种不平等是不同质劳动间的工资收入差距加大。对收入不平等问题的研究很早就存在，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与赋税》中就曾经提到资本主义世界将由于土地价格的不断上涨使得收入分配差距加大，2012斯蒂格利茨的一本《不平等的代价》，以及2014年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再一次引起了人们对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关注。但是这里面谈到的不平等问题并不是我们要分析的不平等问题，就中国而言，收入不平等问题极为复杂，包括城乡收入不平等，地区间收入不平等，以及不同阶层劳动者收入的不平等等，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富人的生活过的特别的好，富人越来越多；而美国的收入差距扩大更多的表现为中产阶级的工资收入水平下降，生活成本上升，种族间工资差异，以及底层低收入群体固态化等问题。
本文主要分析的是有着不同技能的劳动者之间的工资收入差异问题。自由贸易对收入不平等的研究也是由来已久，最初的研究以H-O模型和S-S定理为理论基础，贸易增加了一国充裕要素的收入，减少了一国稀缺要素的收入。如果说高技能劳动在发达国家是充裕要素，在发展中国家是稀缺要素的话，依照这一标准，国际贸易使得发达国家内部的工资收入差距扩大，使得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工资收入差距缩小。但实证检验表明这一定理只适用于少数国家。随后的研究不断扩展到不同行业间的工资收入差距问题，直到学着们将异质企业贸易理论运用到其中，越来越多的出现了同一行业内部，企业间及企业内部贸易的收入差距问题的讨论。除了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都出现了技能工资溢价外，两国的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之间的工资差距也得以论证。马克思曾经论证过简单劳动不同于复杂劳动，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倍加，复杂劳动的工资一定是高于简单劳动的工资的，而国际贸易使这种差距进一步扩大，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二、理论发展
1、贸易和收入差异问题的研究最初是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俄林-赫克歇尔（H-O）理论模型和斯托尔帕-萨缪尔森（S-S）定理的基础上。首先，基于H-O模型和S-S定理的研究主要解决的是不同行业，不同部门之间的收入分配差异问题，而许多实证研究表明，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异是发生在同一产业间，同一部门之间的。其次，S-S定理预测有着高技术工人的发达国家的工资差距会拉大，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工资差距在缩小，这与一些实证研究的出的结论相左，贸易自由化使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同样出现了工资收入不均等。
2、20世纪70年代以后，新的国际分工体系逐渐形成，产业内贸易得以发展PaulR、Krugman（1979）。这一时期的理论假设条件主要是厂商的不完全竞争性以及规模经济，规模经济使得厂商的成本降低，从而影响工人的工资收入。Borjas和Ramey（1995）利用古诺寡头模型，得出了进口竞争降低了产业内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收入的结论。以RobertC、Feenstra（1996）为代表以外包为基础对国际贸易与工资收入差距关系的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外包，即本国企业进口中间产品，把非技能密集的产业转移到低收入的国家，使得本国劳动力流向了高技能劳动行业（产业，企业），增加了本国对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外包使得人们把更多的注意力从贸易导致要素的跨国流动转移到要素在一国同一产业内部，不同企业间的流动上。实证研究以美国为代表，美国把非技能生产活动外包的行为看作是对来自于低工资国家进口竞争的一种反应，其中两个时期的回归未能得出预期结论的可能是技能劳动和非技能劳动能之间是否存在相互流动性与替代性考虑不足，如果生产和非生产工人之间替代性强，则外包引起工资差距，如果替代性弱则外包更容易引发失业。Feenstra（2001）提出了基于中间产品贸易的S-S定理，发达国家以外包的形式把组装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减少了发达国家对生产性工人的需求，从而降低了发达国家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了对研发部门劳动力的需求，使其收入差距扩大。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可以解释中国加入世十年间的情况，中国入世后承接了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华尔街一挥手，中国便成了世界工厂”（黄卫平，2010），从事产业链的低端，制造业加工贸易，同时伴随着贸易带来的经济增长，从事加工贸易的工人的工资也有所提高，于是就出现了近年来频现的“民工荒”以及对“刘易斯拐点”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力红利消失的预判。引发人们思考的是中国的下一个十年，低端产业链是否会完全转移出去，转移后能否承接高端产业，以及伴随着产业转移的工资收入差距问题将会如何表现。20世纪80年代起，技术进步得以重视，学者们对“技术外溢”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进行了广泛的研究，Grossman和Helpman（1991）认为不仅是创新国会因技术进步而受益，模仿国通过“干中学”等途径也会掌握先进的技术，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从这一观点看，作为模仿国的中国，正因这一“模仿”而增加了对技能劳动力的需求。
3、国际贸易理论不断发展，注意力转移到了异质企业理论，并逐渐发展到员工的异质上。以Melitz（2003）为代表，企业出口行为与企业生产率相关，具有较高生产效率的企业选择出口，为工人支付较高的工资。Monte（2011）构建了企业以及员工异质性理论，认为企业生产率以及员工的能力有着匹配的特性，生产效率较高的企业有能力吸引到有较高能力的员工，因此较高能力的员工获得了较高的工资。但这一理论的假设是基于劳动力市场完全竞争的，于是引发了理论的扩展，劳动力市场的摩擦也会对工人的工资造成影响。Kreickemeier（2009）阐述了企业员工工资对企业生产率的依赖关系，发现全球化对不同企业员工的工资的影响不同。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随着研究层面向微观领域深入，区分这两个方面首先要明确对工资收入差距的划分。同样能力的人得到的收入不同是一种工资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因为其所从事的职业，工作岗位，以及受雇企业不同，异质性贸易理论中主要指出了从事贸易的企业的员工工资收入高于非贸易企业中员工的工资收入，属于“残差工资差异”。而不同能力的人取得的不同的不同的工资则是“技能工资差异”，也是经典贸易理论一直在讨论的问题。最典型的是Helpman等（2010）在劳动力市场摩擦条件下，把搜寻匹配模型引入到Melitz（2003）模型中，假设企业的生产效率与劳动者的能力相匹配，搜寻成本的存在使得生产效率更高的企业更愿意花费成本雇佣更有能力的工人，为其支付更高的工资。Helpman（2014）沿用这一模型，用巴西的数据做了实证估计，证明了贸易和工资差距存在着出非线性的关系，起初贸易会加大工资收入差距，随后会减小工资差距。贸易和收入分配差异这一问题的研究是随着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而发展的，从最初的H-O理论到产业内贸易理论再到异质企业理论。由于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的不同，以及由于贸易在国家GDP中所占比较小，使得实证对贸易导致收入差异检验无力。如何找到贸易规模的扩大和工资差距这两个现实存在的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探索的重心所在，如何把建立理论模型运用到中国的实践则更是需要我们长期探讨的问题。
三、实践讨论
1、中国对外贸易结构的转变。2012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贸易第一大国，而就在同一年贸易增速开始下降，结束了入世来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期。贸易增速下降了，但结构却在优化，一般贸易的增速超过了加工贸易，传统的出口竞争优势行业正在消退，新的竞争优势的产业在培育。与七大劳动密集型产业相比，装备制造业出口增加，通讯设备，机车以及铁路出口增速都已达到了10%。在市场广度上，更多的新兴市场成了我们的贸易伙伴，如东盟，俄罗斯，非洲以及印度等国家和地区。进口也有所变化，比如各大电商频现的“全球购”业就是最近两年的事情，最直观的理解就是中国人富了，据统计从国在2000年~2013年间，人均财富已增长到2、2万美元，百万富豪达112万人。所反映出的是我国的进口结构的逐渐转变，工业品在进口中的份额在下降，上升的是消费品，近年来的增长速度都在10%~15％以上。技术含量较高的，如计算机集成技术，航空航天技术，生物技术等产品的进口比重也在提高。财富为全球高效率的企业投选票，贸易自由化为其提供了便利。对外贸易的主体，也就是我们对微观领域研究的主要对象--企业层面来看，民营企业占比超过了70%，已经有意识的从贴牌，代工向自主的设计转变。
2、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工资差异。提到不平等，与之相联系的是收入分配，而工资是衡量收入的一条适用的标准，在国际贸易影响要素收入这范畴，对工资差异的研究已经从不同行业间的工资差异发展到产业内部，更多的关注企业间以及企业内部的工资差异问题。目前对高低技能的分类主要集中于两种类型，一种是依据劳动者所从事的职业划分；另一种是依据劳动者的学历划分。依据微笑曲线，把产业链分为上游研发环节，中游生产环节与下游销售和收入后服务环节。为便于理解，我们也可以按照微笑曲线来对高低技能劳动力要素分类，把处于产业链上游的研发人员，下游的销售管理人员和中游的高技术水平的蓝领工人划分为高技能劳动力；把中游直接参与生产活动的蓝领工人划分为低技能劳动力。国际贸易对中国技能收入差异的影响可以根据全球贸易格局的变化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时从中国入世到金融危机的爆发；另一个阶段是从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在第一个阶段中，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角度看，本世纪初贸易的全球化把中国变为了“世界工厂”，中国以加工组装制造被加入到全球价值链体系当中。创新的源头在发达国家，在美国，美国通过外包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减少了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收入，收入差距扩大。20世纪70年代起，发达国家的技能工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中国在过去的十年里经历来经济的飞速增长，平均GDP增速达到10%，似乎是贸易在促进了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把工资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传递到了中国，如果说是创新产生的对技能劳动力的高需求，那么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创新并不足的国家来说，却也出现了技能工资差距扩大的现象，背后的逻辑是全球贸易自由化形成的全球价值链体系下产业的转移对技能工资差距产生的“传递作用”。首先，产业内贸易以及外包的出现对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国国内制造业收入差距产生影响。
中国入世后的贸易全球化过程，全球参与贸易的国家结合更加紧密，企业的生产行为在世界范围内扩张，跨国公司在全球构建产业链条，发达国家的企业把微笑曲线的中间生产组装环节转移到中国，中国以“加工工厂”的身份参与到全球化过程中，从事全球价值链体系中，附加价值较低的中间的组中加工环节，过去的十年里，外资企业在加工贸易企业的比重占了多数，而出口低产品也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按照经典的S-S定理的逻辑，我国低能劳动力的工资应该增加，技能工资差距应该缩小。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正如前面我们提到的我国贸易机构的转变，从2005年开始，机电，电子设备等产品的出口比重开始增加，目前，技术含量较高低产品的出口已占一半，增加的是对高技能劳动那力的需求。
同时，中国又有着自己的完整的产业价值链，如果说国际贸易给中国带来的技术外溢效应难以衡量，另一个提高了高级技术工人以及管理和研发岗位工人工资的因素便是中国企业的模仿和集成创造，增加了对产业链上游研发岗位员工的需求。其次，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发展为这一问题的解释提供了依据，企业参与贸易的过程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国际贸易的冲击使得生产率更高的企业留在国际贸易领域，并且扩大生产规模，生产率较低的企业裁员以降低成本，继续维持其在行业中的生存，甚至退出国际贸易市场，从事国内贸易，生产率最低的企业停产。生产效率高的企业与能力高的劳动力相匹配，根据Helpman（2012）搜寻匹配模型，出口企业花费更多的搜寻成本寻找更高技能水平的工人，比非出口企业支付给高技能工人更高的工资。换句话说就是国际贸易增加了高技能劳动者更多的流入到贸易企业，增加了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中国企业在这一调整过程中的特殊性表现为，不仅是生产率最高的企业扩大生产规模，而且是一些原本技术水平不高的企业通过技术改进提高生产效率，也逐渐加入到贸易企业的行列中，参与出口的企业数量增加，雇佣工人规模加大。例如，中国承接了发达国家的汽车，计算机，空调电视等家电产品的加工组装，过去十年里中国电子设备，机电产品的出口已经超过了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不仅仅是原有的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更多的中小企业加入到国际贸易的行列中，扩大了参与国际贸易活动的劳动者的需求量。更重要的是我国自身有着完整的产业链，中国企业的组装模仿的过程也是对产业内产品价值链上游从事非生产领域的劳动力需求增加的过程。所以，国际贸易一方面扩大了贸易企业的规模，另一方面巨大的国际市场吸引了更多的企业参与到贸易活动中，贸易企业的数量也有所增加，两者共同作用增加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支付给高级能劳动者更高的工资。
此外，贸易提高了技能要素的回报，企业雇佣工人时，作为可以观测到的技能考核标准，最重要的一条是学历，所以贸易实际上是提高了教育回报。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讲，十年间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扩招，但技术学校的数量及招生人数比例不断降低，高级水平工人供给不足，这也是造成了技能劳动力工资收入提高的一个原因。收入差距与收入分配不平等是两个不尽相同的概念，如果以洛伦兹曲线来衡量不平等的话，把人口按照比例划分，横轴为从低到高收入的百分比，纵轴为由低至高人口的百分比，两者结合组成曲线，曲线越向下弯曲则越不平等，也就是说收入最高的人口比例小，而掌握的财富多。所以在本轮贸易全球化过程中，中国的特点是，贸易的自由化拉大了中国国内工资差距，但却抬高了整体的工资水平，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显示，2009年到2013年间，制造业月平均工资中位数从5000元到8500元，五年内涨幅达70%。国际贸易尽管使得中国不同技能水平工人的工资差距拉大，但却使这一曲线更加平缓。第二个阶段是2008年至今，过去的七年中“民工荒”“刘易斯拐点”等名词不绝于耳，企业出现了招工难，劳动力成本上涨等现象。德国提出“工业4、0计划”，美国提出“再工业化战略”，部分美国的本土企业回流，外资企业把中国的工厂转移到了越南，印度等动力成本更低廉的地区和国家。中国企业面临了新的困境，制造业加工企业的倒闭，原本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具有比较优势的企业退出市场。企业的转型升级是必由之路，从贴牌，代工到自主创新的过程中更加剧了对高技能拉动力的需求，从而使其工资不断上涨。贸易的自由化带来了全球价值链的转移，劳动要素的工资收入以及配比也在企业的这一动态调整过程中随之变化，为应对本轮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冲击，职业教育的增加以及对技能劳动力的培训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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