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馆创业与10多个团队一起办公

咖啡馆创业与10多个团队一起办公

　　去年7月份创业至今，吴文东和团队搬了三次家。从最早的创业园，搬到创业咖啡馆，再到如今新的创业园，空间越来越大，设施也越来越齐全。在咖啡馆办公的时间仅有两个多月，却让他完成了三件事：组建团队、发布产品“最棒爱”以及拿到天使投资。

　　吴文东他们离开后，咖啡馆的工位迅速被一位浙大博士接手，他领导的创业团队主做在线教育。按照现在的发展势头，他们也呆不久。不出意外的话，在离开的时候，他们同样可以完成创业初期最重要的那些事。

　　两个团队都受益于“联合办公”。这种通过分享办公资源降低创业综合成本的模式，正随着总理发展“众创空间”的倡议成为下一个“风口”。在杭州，这股风正在帮助成百上千的创业项目破茧而出。

　　和10多个团队一起办公

　　创立最邦科技前，吴文东在支付宝干了三年。去年下半年，他和同事萌生了做一款爱情社交软件的想法，一同辞职创业。

　　首个创业办公地选在了杭州一个创业园，位置不算偏僻，周边配套也算成熟，却总让吴文东感觉有些“孤单”。很快，他就发现症结所在，这个园区里传统企业居多，一到傍晚6点大部分企业都下班了，“到晚上远远看去，就只有我们的办公室灯亮着。”

　　这种反差让他和团队都觉得别扭。一次偶然的机会，吴文东遇到了云咖啡的创始人杨帆。后者大方地拿出咖啡馆剩余的3个工位，并告诉他，咖啡馆里目前有10多个创业团队，都是做互联网或者移动互联网的，交流起来非常方便。

　　3个多月后，最邦科技的创始团队从狭小的办公室搬出来，拎着电脑入驻了云咖啡。事后吴文东对杨帆说，找到组织了。

　　现在回想起在云咖啡办公的日子，他最受益的不是免费场地，而是几乎每天一场的交流会，“初创团队会有很多弱点和盲点，需要取长补短。”比如最邦团队强于技术，弱于推广和运营，他们就帮着其他团队面试技术人员，其他团队给他们出推广的创意。

　　这种团队间的互相帮助是杨帆最乐意看到的，也是他创立云咖啡的初衷，“初创团队需要的资源我们尽量提供，从最基础的场地、宽带，到每个团队急需的人才和资金，更重要的还是团队在一起办公时形成的资源共享。”

　　初创企业的温室

　　在国内，像云咖啡这样的创业咖啡馆有很多。比如北京的3W咖啡和车库咖啡，创业者只要点一杯咖啡就能享用一天的免费开放式办公环境。一些地方也提供长期的工位租用，成本要比团队自己租用办公室低很多。

　　像吴文东之前租用的办公室，每月租金达到2000元。而在云咖啡，他不仅有宽敞的办公场地，还能分享前台、会议室以及茶水吧等公共资源，一个月只需要1500元。

　　去年下半年，迭代资本创始人蔡华也和团队在杭州布局开放式的创意空间，因为他们发现互联网创业团队喜欢扎堆，时不时分享一下心得。对于这些起步人数不足10人，缺少资金支持的团队来说，联合办公最合适，性价比也极高。

　　同云咖啡一样，迭代创空间只提供短期的工位出租，一般是3-6个月。“这段时间足够让一个优秀的项目做出产品，拿到启动资金。”蔡华说。

　　在迭代创空间待了三个月后，做高校匿名社交软件的树洞拿到了2500万元的融资，搬到了独立的办公场地。

　　前不久，美国专注于提供联合办公环境的WeWork完成一笔3.55亿美元融资，估值达到50亿美元。《华尔街日报》对它的描述中有这样一句，WeWork将最终发展成初创企业们的温室。

　　如今，在杭州的每个联合办公场地都能听到类似的故事。一批又一批专注移动互联网的“小而美”团队来了又走，空出工位的同时留下了各种传说，激励着下一个团队。

　　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众创空间”，是骨头还是肥肉

　　“众创空间”才刚刚从专业领域进入大众视野，对于身在其中的大佬来说，究竟是“肥肉”还是“骨头”？清控科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秦君，致力于创业服务15年，她一直觉得单从“众创空间”本身看，“是一个骨头”。她5年前从体制内跳出来做的时候最大的困惑是，这个行业的界定不清楚，有地产的业态，有服务的业态，有投资的功能，可谓跨行业、跨资源，很难一句话描述“你是谁、你是干什么的、你怎么来干的”。

　　这让她感觉这个产业特别沉重，因为裹挟着太多的负担。“最难的就是客户模式、产品模式、服务模式，很难找到盈利模式。”最近，她和毛大庆联手在做中国版的“WeWork”，依然是打算在地产和孵化中间找一个新的属性。

　　“众创不是有空间就叫众创。空间是众创未来的一个支撑点，但不是全部，也不是最主要的。”秦君说，众创的未来是围绕着创业者、小企业和产业链上下游，包括资本、培训、媒体、大企业可以开放的资源，这都是众创的重要组成部分。

　　她认为，孵化器到了众创时代就是一个平台，平台应该百花齐放。她觉得未来可以有“肥肉”，其中一点就是围绕产业链做自己的生态链，自己有品牌、有渠道、有资本市场的资源。

　　太库孵化器CEO黄海燕去年7月28日离开了体制。她和秦君有同样“沉重”的感受。她对比了国内外孵化器的模式，“WeWork”的模式在国外一个位置租金1000～1500美元，创业者都觉得是值得的，没有人说享受服务不用付钱，但是在中国情况就有很大不同。她在漳江高新孵化器做了14年，“漳江”培养了非常多中小企业，“培养它们的时候心态是它们很小，少收点钱甚至不收钱，等它长大了，是不是可以多收钱？但是等一些企业变成上市公司的时候，反而会说我是上市公司了，很多地方都要我去，你们居然还跟我多收钱？”

　　黄海燕表示，如果单纯从产业地产的角度去做“众创空间”，永远应该去租或者卖给优质客户而不是次级客户，然而创业企业在初期阶段对很多供应商来说确实是次级客户。在支持创业创新的氛围下，在企业创业早期，社会都在关注它，比如给它提供小空间办公，但是当它进入产业化的时候又变得没有人管了。她认为，“众创空间”应该想着怎么帮助创业企业走好创业的第一步以及每一步，能够真正帮助它去实现资源的整合和优化的配置，这样才真正能够做到良性发展。

　　北大孵化器总经理、北大科技园副总裁王国成，两年半前离开体制，他在做孵化器时发现一种模式，孵化器或者科技园或者“众创空间”，当服务产品能够形成闭环以后压力就会下来。现在北大孵化器实行全免费，比如创业大赛、训练营、企业百家行、俱乐部、私董会。“我们的产品各个服务平台产品化，产品标准化，标准化以后形成闭环，形成闭环以后自然就发现某些产品可以赚到钱。当你的品牌足够好的时候，各个方向都能有资金的来源。”

　　他坦言，一年900多万元的房租、水电、物业、人员等成本加在一起确实有压力，但是你的产品、你的品牌、你的服务体系包括你的年轻人培养足够好了以后，还是有很多机遇的。

　　“‘众创空间’时代的到来对所有空间和有服务的人都意味着共享。”秦君说，所谓的低成本创业一定是实现空间和服务的共享体系，众创时代创造了一个新兴的行业，有了一个新的蛋糕，让很多人围绕着创业服务来发现一个新的商业机会，这就是她理解众创本身的定义。未来挑战最大的是什么？她认为一是格局、二是远见、三是合作能力。产业强调的不一定是房子，但是房子恰恰又是载体，它是一个落脚点。创业一定是创业社会和创业经济，必须抬到这样的高度才能真正理解创业经济对国家意味着什么，对新时期的经济发展对结构的驱动能力在哪里，这几点是非常重要的。做这个行业就要有社会责任，你的价值和使命要推动更多的人实现梦想。

　　黄海燕认为，当前应该把更多关注点放在创业者身上，“创业者才是主角，我们做的无论是‘众创空间’还是孵化园，越退到后面，越看不到我们越好，我们是谁？我们像空气，你看不见我们，但是你们特别需要我们，这就是我们的定位。”

　　“做‘众创空间’不能喧宾夺主。”秦君也认为，创业者需要什么，我们一定要想清楚。在她看来，创业者需要找人、找钱、找市场、找圈子、找技术，更需要找导师，找大企业的渠道、生态资源和品牌。“未来可能真的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大家有一个新生态功能的联合，一定是有专业的分工、职业化的路径去实现整个众创未来如何服务创业者这个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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