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心得体会
多年来一直在提及为学生减负的事，“减负”在短时间里对老师来说，绝对是增负。因为各级领导在减负的同时，又考虑如何减负不减质。就是要求老师舍得花更大精力去钻研教材，研究教学，以最有效的方法落实好每一项需要落实的知识、技能，以达到减负提质的目标。
我曾与同事说过玩笑话：过去资本家为了获取最大剩余价值的手段都是：延长劳动时间和提高劳动强度。老师要提高分数，最简单的方法，也是加班加点的题海战术。同事接问我说：“那我们也是资本家喽。”“当然，这不相等。只是有点相似而已。”“别忘了，你自己也是。”“当然，忘不了。我也是。”
但实际上获取最大的剩余价值还有别的方法，那就是更新设备和培训提高劳动者的技术水平。这一方法就要花消资本家的钱，伤到资本家自身的利益，但这是创造剩余价值最根本的长效机制。
因为我们是老师，不是资本家。我们在减负面前，绝对要选用第三种最根本的有效措施。那就要我们教师，吃透两头备好每一堂课，使学生学得轻松，学得扎实，既不增加负担，又能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以达到减负提质的最终目标。为学生减负，短时间内 老师是要增加自身压力，去钻研教材，去认真备课，去研究教法，但是若能长期坚持下去，对每一位老师都是一个提高和进步，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
学校领导要精心研究，深入抓好课堂教学常规管理，组织教师加强学习，不断充实自身各方面的知识，天文、地理、历史、文学，方方面面的知识，老师都需要。精心设计教案，把提高备课能力作为贯彻“减负”工作的切入口。强化“集体备课”工作，实行同年级为教研备课单位，切实提高集体备课的质量，因为备好课是提高课堂效率的前提。保证“减负”与“提质”应成为教师努力追求的工作目标。留给学生的作业，教师们精挑细选，努力先做、全做，做到心中有底，提高家庭作业的有效性。
当然“减负”不仅要减轻学生的负担，也要努力实现减轻教师的负担。在备课中也留给教师拥有自我支配、主动工作的空间。老师们的教案也应该具有自己的特色：有的教师喜欢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以一份优秀教案为参考，去粗存精，寻找到自己学生的切合点，修改完善;有的教师喜欢修改自己的老教案，注重反思自己的经验，在自己原有备课基础上不断完善、升华;有的教师喜欢在教科书上圈圈画画;有的教师喜欢在电脑上写教案，因这修改很方便，真正实现有效备课。 可是学校大多不敢这样放手，还是考虑到：怕到时过不了上级统一规定模式的检查关，只得重走老路，教师备课还是不管有效无效，只要完成上级统一模式的备课任务就行。
经常有同事和家长在一块儿讨论，大家的观点大多集中在高考、中考上，有人认为，要减负，首先要改变目前高考的方式方法，更有甚者，认为要取消高考、中考，这样，广大学生才能从繁重的作业中解脱出来，广大家长也不再饱受“陪学”之苦。当然，这只是一小部分家长或教师的看法，并不能代表大多数家长和老师的意愿。考试制度是国家意志，改与不改，怎么改，那是一个复杂、庞博的工程，不是我们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道得明的。但是，在我多年的教育教学实践中，我始终认为，考试特别是高考、中考不能取消，也不宜作翻天覆地的变化，需要从中国国情和教育实际出发，探索符合我们自己口味的方式方法，包括减负。减负是一项教育系统工程，方方面面的丁点变化都容易引动人们敏感的神经。其中，教育质量评价可算是减负一个至关重要的“瓶颈”。
在基础教育领域，教育质量与学习负担的确存在矛盾。一方面，从教育现实出发，中小学生的学习负担必须切切实实减下来。另一方面，从教育未来发展来看，教育质量又必须切切实实地提上去。这就引出一个根本问题：到底如何科学评价教育质量与学习质量？
一般而言，依靠学业成绩比较容易评价出学生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程度。好的考试内容设计，还可以监测和评价出学生对某个学科方法和过程的理解程度，以及综合运用学科知识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然而，仅仅倚重学习成绩，很难衡量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变化，也很难看出学业成绩背后的学习负担和压力问题。因此，教育质量评价不能完全依靠学习质量，学习质量评价也不能完全倚重学业成绩。
教育部“小学生减负十条”要求实行“等级加评语”的评价方式，同时要求全面取消百分制，避免分分计较。这些措施都很好，但人们对此的理解容易局限于评价主要针对的是学业成绩。事实上，学习质量评价不仅包括学业成绩，更包括学业成绩背后的学习兴趣、动机、意志力，学习内容、方法、手段和成效等综合素质评价。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学生求知欲的激发和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相对于学业成绩评价，综合素质评价更为困难、更为复杂。尽管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以来，不断有专家呼吁要把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与升学实现“硬挂钩”，但在实践中这种呼声还是“雷声大，雨点小”。在广大家长的眼里，学习成绩仍然是最关键甚至是唯一的指标，究其原因，既有社会观念和信誉的问题，更有评价技术、手段不完善的问题。
从各地开展综合素质评价的实践探索可以看出，综合素质评价已经不是一个理念认识问题，而一个操作实施问题。比如，综合素质评价注重兴趣特长培养，但是如何评价学生的兴趣特长就成了问题关键。依据各级考级和荣誉证书来评价学生兴趣特长，肯定是最简易可行的办法，但其往往导致各级各类培训班和考级证书的泛滥，反而加重学生和家长的负担，成为新的教育问题。
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过程中，我们还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了学生发展过程评价的方法，实施过“档案”评价。各地也纷纷建立了综合素质评价平台，力图借助信息化手段来解决综合素质评价中的“证据”或“数据”采集问题。在一些依据档案袋开展综合素质评价的学校里，几乎每个学生都有一本厚厚的“学生发展档案袋”，里面有学生作业、试卷、成绩单、特长表现、科技论文、实践活动感悟、获奖情况等内容。这些内容可以作为评价依据，但是不能作为评价本身。如果要把这些内容变成学生发展评价，工作量太大，难度也太大，对大规模、大班级的中国基础教育而言，即使依靠信息化技术平台也很难完全做到。最终，只能“有过程、有记录”而“无结果、无评价”。
当综合素质评价的公正性和公信力受到质疑，人们很自然地会回头想到——还是学业成绩更为“公平可信”，很容易重返高度重视学习成绩的老路。这样的局面不利于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高度重视学业成绩的评价方式也必然会导致学习负担过重。
教育部新近出台的《关于推进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的意见》，再一次提出了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内容框架，包括学生品德发展水平、学业发展水平、身心发展水平、兴趣特长养成、学业负担状况等5个方面20个关键性指标，通过在全国各地建立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实验区的方式，来探索建立科学的教育与学习质量指标体系，研发操作易行的评价工具和评价程序，运用有效的评价方式，科学呈现公正客观的评价结果。当然，这其中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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