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代世界的中国哲学

哲学 时间:2018-04-18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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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的中国哲学,特别是战争时期的中国哲学,是什么样子呢?中国哲学对于未来世界的哲学,将有什么贡献呢?

  从历史学家的观点看,应用这种方法有其限度,因为古代哲学家的观念,其原有形式,不可能像现代解释者所表述的那样清楚。哲学史的作用是告诉我们,哲学家的字句,这些人自己在过去实际上是意指什么,而不是我们现在认为应当意指什么。

  从纯哲学家的观点看,弄清楚过去哲学家的观念,把他们的理论推到逻辑的结论,以便看出这些理论正确还是谬误,这确实比仅仅寻出他们自己认为这些观念和理论的意思是什么,要有趣得多,重要得多。这样做就有一个从旧到新的发展过程,这个发展是上述时代精神的另一个阶段。可是这样的工作,就再也不是一个历史学家的陈述性工作,而是一个哲学家的创造性工作了。

  北京大学哲学系、清华大学哲学系,各有自己的传统和重点。北大哲学系的传统和重点是历史研究,其哲学倾向是观念论,用西方哲学的名词说是康德派、黑格尔派,用中国哲学的名词说是陆王。相反,清华哲学系的传统和重点是用逻辑分析方法研究哲学问题,其哲学倾向是实在论,用西方哲学的名词说是柏拉图派,用中国哲学的名词说是程朱。

  哲学的推理,更精确地说,形上学的推理,其出发点是经验中有某事物存在。这某事物,也许是一种感觉、一种感情,或别的什么。从“某种事物存在”这句话演绎出《新理学》的全部观念或概念,它们或是程朱的,或是道家的。这些观念或概念,全部被这样地看做仅仅是“某种事物存在”这句话的逻辑蕴涵。不难看出,“理”和“气”的观念是怎样从“某种事物存在”演绎出来的,其他的观念也都是这样处理的。

  程朱理学中,如我们在前一章看到的,是有一定的权威主义、保守主义成分,但是在《新理学》中把这些都避开了。按我的意见,形上学只能知道有“理”,而不知道每个“理”的内容。发现每个“理”的内容,那是科学的事,科学要用科学的实验的方法。“理”自身是绝对的、永恒的,但是我们所知道的“理”,作为科学的定律和理论,则是相对的、可变的。

  “理”的实现,要有物质基础。各种类型的社会都是实现社会结构的各种“理”,实现每个“理”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就是一定类型的社会的经济基础。所以在历史领域,我相信经济的解释。在《新事论》中,我应用这种解释于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我也应用于本书的第二章。

  人们不需要相信对实际做很多肯定的任何形上学学说。它若做这样的肯定,它就是坏的形上学,也同样是坏的科学。这并不意味着,好的形上学是不可信的。这只意味着,好的形上学是明明白白的,不需要说相信它,就像不需要说相信数学一样。形上学与数学、逻辑的区别,在于后二者不需要以“某事物存在”为出发点。“某事物存在”是对实际的一个肯定,也是形上学需要做的唯一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