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哲学意义

哲学 时间:2018-04-18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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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生命的意义是我们所创造的意义,那就得认识到我们的激情和计划有着致命的偶然性。它们没有任何必然性。实际上,我们自身也没有必然性。恰如加缪和乌纳穆诺两个论证的那样,我们的担当终究是有限的,对于“为什么”的问题不存在最终的答案,一切都结束于死亡。我们要求不朽,或与上帝同一。但悲剧是真实的、不可否认的,无论我们做什么、如何“飞跃”。

  在这种准理性、特别存在主义的态度中,有某种既美好又病态的东西。向上帝或诸神挥舞着弱小的拳头,极其鲜活地突显了人性,既徒劳无功,又充满意义。当然,这些行为没有带来任何可想象的不同,改变的只是我们自己的态度。我们理性的、更为合理的哲学心灵会抵制这种荒谬的姿态,而简单地主张生命确实是有意义的,尽管这是因为深远的哲学问题本身是没有意义的。

  换句话说,生命的意义恰恰在于欠缺,在于不去认真对待这一问题。存在主义者最令人钦佩的地方在于,他们坚定地认为不可用哲学的毯子来掩盖最棘手的问题,也不可用哲学的镊子苛察它们。苦难与死亡都是真实的。我们计划最终的挫败,是不可避免的。爱不仅意味着失去的可能性,而且若不考虑那些浪漫的幻想,还意味着这种失去的不可避免性。我们试图把自己对生命的爱与在不安的哲学意识中对未来的恐惧,结合在一起。乌纳穆诺是对的。我们的激情永远无法逃避或超越理性。

  在真实生活中,正义和理性都有其限制。在抽象层面上,我们可能坚持认为,德性应有奖酬,恶习该有惩罚,傲慢要有报应;但在现实层面上,我们知道生命并不公平,不幸也会落在无辜者和有德者身上。当然,恶行确实得到报应时,我们会有一种略带愧疚感的满足,而善行奇迹般得到奖酬时,我们也会感到无私的欢愉,但我们不会装作事情总是如此,或认为世界终究是公正的。此时我们所珍视的理性也就显现了其较为尴尬的面相:我们有能力也很乐意将它理性化。

  面对巨大的人类悲剧,语词和观念似乎没什么作用。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又必须说些什么,即使只是安慰和同情,也至少意味着在努力去理解不幸,从中读懂某种意义。在此,哲学就有其实际的好处了。人们难以相信,一个人信奉庄子却不受其影响。但是,如果哲学能对悲剧问题有所助益,也就能掩盖悲剧问题。理性太容易转变为理性化。我们无视一切理由和感受。我相信一些回应是适当、敏锐、哲学上正当的,另一些回应则是不适当、不敏锐、哲学上可疑的。如果我们想要试着把握悲剧,那就让我们从哲学上可疑的一个例子开始。

  哲学话语中盛行的“最不利者”和“最糟糕者”这些措辞,不过是陈词滥调。从经验上来说,关于营养不良、疾病和贫穷的统计数据,总是要比一个受苦者的悲惨遭遇好忍受得多。比如,人们可以一直围绕统计方法进行争论,有效地转移对苦难处境这一可怕现实的注意。

  当然,一个人可以有毫无意义的责任,但只有在更宽广的语境下,在一个人认可和接纳的担当和责任中,这种说法才有意义。

  但若生命之所以被认为无意义是因为死亡,那永生会是个恰当的解救之道。但是,若生命的无意义是因为苦难的不可避免,那永恒苦难的生命确实是无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