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与政治哲学
亚里士多德把人定义为政治的动物,奠定了西方传统政治价值观的基础。阿伦特指出,马克思关于人的定义颠覆了这一传统的政治价值观,。
阿伦特的独特解读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但她把异化劳动当作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全部内涵,终究未能准确揭示马克思颠覆传统的重大意义。
人的实践活动及其政治意义,是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政治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之一,也是马克思和阿伦特一同关注的重要课题。阿伦特指出,马克思着作的意义,既不在于其经济理论,也不在于有关革命的论述,而在于他热衷“这个时代给近代人带来的新的主要问题,那就是劳动问题与历史问题”。她认为,西方政治思想传统明确发端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而且明确终结于卡尔马克思。马克思的贡献在于,他不仅颠覆了黑格尔,而且颠覆了哲学与政治、思想与行动、沉思与劳作的传统等级序位。笔者曾撰文探讨了阿伦特揭示马克思对哲学与政治等级序列的颠倒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重大意义。考虑到思维与行动、沉思与劳作的等级序位在西方政治理论中同样具有基础性地位,我们不得不继续追问:在古典政治哲学中人的实践活动有着怎样的序位排列?这一排列有何意义?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颠覆了这一传统等级秩序?阿伦特是否准确揭示了马克思颠覆传统的重要意义?
众所周知,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将人类活动区分为沉思活动(bios theoretikos)、政治活动(bios politikos)和生产活动(bios poiesis)。沉思活动,即哲学家从事的把握事物的原因和原理、求知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理论活动,这种活动的.意义在于超越人的有限存在而契合于神性,其对应的理智能力是智慧(sophia);政治活动,包括行动(praxis)和言说(lexis),是城邦公民投身于公共事务的活动,对应的理智能力是实践智慧(phronesis);生产活动,包括工匠、艺人制造罐子或椅子等有形物体的制作活动,对应的理智能力是技艺(techne)。在这里,亚里士多德没有涉及到劳动这一人类基本的实践活动。
劳动的最初含义是辛劳和痛苦。在所有欧洲语言中,“劳动”一词(在拉丁语的英语中是labor,希腊语是ponos,法语是travail,德语是ArbEit)都含有痛苦和费力的意义,而且还被用于表达分娩之痛,与“贫困”和“身体畸形”有着相同的词根和词源。自哲学发轫以来劳动就遭到蔑视,认为没有必要去理解、解释那些不中用的人所从事的营生活动。“人类生活方式中与动物方式共同的部分不能被认为是人类的生活方式”,从事劳动的人也就无法摆脱动物的特性,因而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从事劳动的奴隶就不配具有人的称谓。阿伦特指出:“他否认的不是奴隶具有的人的能力,而是认为只要是为生活必需品而工作的人就不配用‘人’这一字眼。……animal laboran(动物化劳动者)其实是动物的一种,至多不过是最高级的动物而已。
亚里士多德把人定义为政治动物(dzoon politikon),从而奠定了西方传统政治价值观的基础。同时,他还把人称作“能说会道(理性)的动物”,即把人定义为一种由于懂得相互对话而导致共同生存的动物。人是政治的动物与人是能说会道的动物,二者相辅相成,意味着真正的人性。这种真正的人性是随着城邦公民的出现而开始表现出来的。公民要想获得自由必须摆脱劳动的束缚,但是公民也需要拥有生活必需品才能够生存,所以只有通过控制他人、占有他人的劳动才能实现自由。在古希腊人看来,获得必需品的劳动属于私人领域,这是一种前政治的现象,也是私有家庭组织的特征,在这个领域中,暴力和强制是正当的。
真正的自由只存在于政治领域(公共领域),在这个领域,公民是以政治实践(包括行动和言说)的方式来体现自己的,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公共性,超越受奴役的状态。所以在古希腊,有些人宁愿一无所有,过着比奴隶和工匠还要困苦的生活,也要做一个自由人。就此可以说,虽然劳动是人类为了满足生命过程的需要而必须进行的,但是在古希腊人的眼中却处于人类活动中的最低位置,因而采取奴隶制,迫使奴隶承担主要的劳动,这是为“人”(政治动物)从事更高级的也就是更具有人性的活动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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