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历史文化与平民追问

文学历史文化与平民追问

　　一般而言，对于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功过是非的褒贬臧否，总是见仁见智的。这一方面说明了历史与现实生活背景的隔离与疏远，时空的障碍使得现代人对此只是雾里看花般的窥探和甄别；另一方面，历史影像和资料以各种不同的姿态（文物、古籍、史料、遗址和传说等）散发、飘零于时间的河流之上，给后人的打捞、考证和再现增添了些许的困惑和迷茫。于是，在现代化的城市文明建设中，借助于历史的魔杖为现代旅游业的繁荣和发展推波助澜点石成金，已经成为许多地方的经济建设文化开发策略之一，同时，也为普通旅游者零距离地阅读和解密地方历史文化打开了方便之门。

　　刘亚荣的游记散文系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如《伍子胥，悲情的棋子》、《穿越长城的琵琶声》、《大唐牡丹》、《远去的老调》、《大秦王朝的密码》、《我的村庄叫孟尝》、《永远的西施》、《吃在西安》、《半坡访祖》、《寻梦甪直》等文。她的文章，给我一些惊讶和欣喜——作为一个女性作者，竟然以一种纵横捭阖酣畅淋漓的文学叙事策略，在感性认知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一系列理性追问：大气而内敛，深沉而细腻，想象奇特，联想丰沛.。其平民视野的角度、大胆求证的叩问、穿越历史的场景、现场触发的灵感、辩证思索的启迪，都显示出作者一种把握和运用历史叙事方略的文心和才智、彰显了一种从历史的溯源和反思中警示后人的人文情怀。

　　历史文化，这道中华民族的精神营养大餐，大多是以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及其相关人物的命运为载体，以其内容的丰富和恢弘、人物的多面和神奇、情节的复杂和传奇、结局的多样和离奇、主题的多元和诡秘，历来为人们口碑相传、史料传续，并且日益转化为一种民族精神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粘合剂。善于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吸取成败得失的规律性认识，是炎黄子孙能够生生不息奋斗不止的秘诀之一。作者深知，游览只是一种形式，而感受、触摸、体验和挖掘其历史文化的精髓，才是旅游的真正目的。

　　历史文化散文，当代已经有了许多大师的先锋性尝试，想要突破它实属难事。作者应该是明确这一点的，但是，她还是迎难而上了。比如伍子胥、王昭君、杨贵妃、秦始皇、西施、孟尝君等人，不管是帝王将相，还是门客嫔妃，他们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是具有戏剧色彩的悲情人物，或者说是具有悲剧意味的世俗达人。在探访这些不同时代历史代表人物的鬼魂幽灵时，作者并没有满足于史书或教科书上的既定结论，也没有重复引述历史资料，而是以一种现代人的眼光重新审视和叩问之，得出一种经过辨析和思考的个性化的认知判断与价值评价。

　　关于伍子胥的传说，历来有多种版本的印证。我的家乡曾经是楚国的郊郢地带，也有一个“子胥台”的地名，也是其一夜白发鞭尸的地点，而现在是人民医院所在地。伍子胥的历史价值，作者以“一颗棋子”的比喻涵盖之，是有其一定道理的。他作为楚国的叛逆者，还是成为吴国的功臣，其身份好像已经不太重要了，关键是苏州城的人民以受惠者的感恩心态为他建立了寺庙，并且在端午节为他招魂享受了如同祭奠屈原一样的民风礼赞。这样的评价，就跳出了狭隘的诸侯国利益之争论和简单的复仇报应的范畴，从宏大的历史视野和民族的利益格局出发，对其客观公允地给予了评说和定位——“春秋无义战，但多义士”，诚哉斯言！

　　对于中国古代的四大美女，作者的游记散文已经关注了三位,并且以不同的叙事方式给予读者审美的回味。作者没有陷入“红颜祸水”的传统结论的窠臼里，而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为毛延寿的嫉妒和贪婪，反而成全了一段胡汉联姻的民族佳话及和谐盛世。那飘荡在长城脚下的琵琶音韵，是王昭君对个人命运的感恩与反思，还是对家乡父老乡亲的眷念与倾述？在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融合与交流中，在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大局中，无疑，王昭君的作用不是仅仅以一个联姻使者的身份就能够涵盖的。“也是一种机缘。运也？幸也？宿命还是使命？”也许这几种意义的综合评价，都是对于出塞女子魂灵的真诚呼告与慰藉。杨贵妃，这个在恩宠至极后被逼自缢的红颜传奇，给后人留下诸多启示和警示：企图依傍皇权金钱的荫庇而荣华富贵得道升天者，一般是没有令人满意的爱情结局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开放在盛唐的牡丹，其艳丽虽然能够给拥有者带来感官生理上的享受和陶醉，但是在“江山与美人”的两难抉择中，其任人摆布蹂躏抛弃的命运却是真正的悲哀所在。多年来“贵妃醉酒”的袅袅余音，只能为牡丹凋零的凄清惨状发出几声同情而惋惜的哀鸣。作者对于红颜薄命的历史机缘和性格特征给予了真诚而辩证的剖析和叹息。而对于西施的功过是非的评说，的确是令人纠结的。从浣纱女到颠覆吴国的英雄，以自己下嫁夫差的壮举而挽救越国于水火之中，这是怎样一种情感煎熬和角色扮演？作者深入西施人物的内心进行了解密，对其矛盾而复杂的人格形象给予了实事求是地描述和肯定。其实，任何一个女人，她对于高雅、优渥和富贵的追求并没有错，只是其在私欲的过度膨胀中异化了人性损害了国家和他人的利益,被人诟病和讨伐。这种情形，不仅仅是一种道德层面的检视和审判，更是一种文化意义的解析和评价。

　　站在西安的多处历史文化遗址前，作者的灵魂一直在与历史的风云呼应着、对话着、纠缠着。兵马俑的雄奇壮观，半坡遗址的访祖喟叹，华清池的脂粉艳歌，西安小吃的地域风情等，都在游人的心中留下一点新奇的怀想、一缕思古之幽情。如对于大秦王朝和秦始皇的评判，作者的思绪是经历了痛恨、理解和赞赏的过程的。因为多少也是对生于燕赵、死于燕赵的“老乡”秦始皇寄予了些许的自豪和骄傲的。对于先祖遗址的寻访和联想，作者更是以古今对比的笔调进行了生态文明的回味与反思。

　　为了在平民追问的理性平台上盛开智慧的花朵，作者十分重视营造文学描述的土壤和气氛。她的叙事语言灵巧而机敏，结构具有电影蒙太奇的张力。文章主题往往是与游历现场的某种意象相互对应的，同时借助于想象的翅膀，还原历史的真相，让当时的人物和景物苏醒起来、活跃起来、跳动起来，在时空的穿越中发出振聋发聩的追问、质疑和探寻。作者还注意以细节刻画来展示历史画面真实与现实情感真实的对接和融合。如《伍子胥，悲情的棋子》中，文章结尾处巧妙地以树下老人下棋的场景回应和深化着主题的演绎；《大秦王朝的密码》中，也是在结尾处意味深长：“兵马俑内的灯光很独特，极像家乡闲适的傍晚，那些兵俑脱去盔甲，拿起锄头，不就是一帮辛勤的庄稼汉？而秦始皇还是个在滏阳河边玩水捏泥巴的小孩子。天空有大雁飞过，而此时，我仿佛倚靠在麦秸垛旁，看大秦王朝如云掠过。”这里的“灯光”、“大雁”与“庄稼汉”、“小孩”等意象的虚实交织的描写，具有散文诗般的美学意蕴。

　　目前，作者的历史散文写作可能还是处于一种试验阶段，其可贵的探索和勤奋的努力已经得到了读者的肯定。但是，其文本内涵上还是有些点到为止的肤浅与疏漏；有些观点和评价缺乏必要的论证和深入的思考，在历史的真实性与纵深感之间、在现实的叩问和反思之间还有待深化；在文本内容上还可以将思维放开一些，在叙事、议论和抒情的有机结合上还有提升的空间。为此，我们充满着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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