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哲学论精彩读书笔记
《逻辑哲学论》是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唯一的书籍篇幅的著作，现在被广泛的认为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逻辑哲学论在逻辑实证主义者中间有着巨大影响力，也启迪了很多其他哲学家。下面就是小编整理的逻辑哲学论精彩读书笔记，一起来看一下吧。
逻辑哲学论读书笔记1
柏拉图是第一个思考政治问题的哲学家。如果我们赞同斯特劳斯，那么可以姑且认为他是西方历史上第一个政治哲学家。柏拉图有两个老师：苏格拉底和毕达哥拉斯，而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用最完美的方式诠释了毕达哥拉斯赋予“哲学”这个词的含义，那就是“爱智慧”。苏格拉底声称自己没有智慧，但是热爱智慧，以此和那些自认为有智慧的“智者”的修辞学传统保持距离。智慧就是逻各斯，而逻各斯的意涵是“说出真理”。但是越是走到高处的哲学家，越是发现最高的真理是说不出来的。对话录中的苏格拉底用毕生的时间与人对话，但是一到最关键的段落，苏格拉底就开始说胡话了，或者至少开始讲神话和笑话了，这给研究者们留下了无穷无尽的谜团。斯特劳斯以“双重真理”来解释这一点，以便说明柏拉图是微言大义的政治哲学家，而我觉得这恰恰错失了哲学之为哲学的本质，那就是试图说出一种其实根本无法被说出来的真理：柏拉图认为真理只能被“观看”，但是看到真理的人，其实没有办法通过语言来交流真理，除非他人也“看到了”。
不过，苏格拉底毕竟可以通过语言来引导他人，逐步把他人带上通往真理之像的道路，这种哲学教育被称为“灵魂助产术”。柏拉图对于智者的根本批判，其实并不在于政治立场（就雅典而言，民主或者寡头），而在于智者并没有看到他们自认为拥有、并宣称可以被讲授（还要收学费）的真理。在这个意义上，智者的教育无法培养“好人”，只能培养“好公民”，服务于演说程序的修辞学，和作为城邦立法的根据的诗歌一样，只是政治内部的调节和运转，无法与政治保持足够的张力，而只有哲学家才是任何马匹都不能缺少的牛虻，因为只有哲学家才能对政治施加真正的压力。
政治与哲学的张力最终来自可说和不可说的张力：诗人的迷狂语言是不可说的象征，智者的修辞是可说的内部调整，但是把城邦完全交给不可说的“宗教”、“习俗”和可说的“演说”是不行的，必须有生活在可说与不可说的边界上的哲学来处理城邦生活的永恒问题——俄狄浦斯身上的可说的德性和不可说的命运的冲突，安提格涅面对的可说的人法和不可说的神法的两难。从这个意义上讲，柏拉图并不是政治哲学家，而是哲学家。在以柏拉图开头的哲学传统中，我们可以看到哲学家的生活如何在修昔底德、撒路斯提乌斯的历史和高尔吉亚、西塞罗的修辞教育与公民德性的夹缝中展开，直到古代晚期这条传统的全面衰微和基督教带来的全新理解：在贫瘠的时代哲学何为？
不应该忽略，维特根斯坦读过的哲学书不多，但是对《忏悔录》却读到了部分段落可以背诵的程度（我猜他能背的是第9卷）。《逻辑哲学论》的第一句话和最后一句话都带着强烈的奥古斯丁色彩。我相信罗素读不懂的正是这两句，中间部分他理解起来应该没有困难。“事物”和“事实”区别何在？“存在者”和“去存在”的区别意味着什么？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学进路和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进路看似差别很大，但是就《逻辑哲学论》和《存在与时间》都深受奥古斯丁《忏悔录》一书的影响而言，其内在精神其实非常一致。就“沉默”而言，维特根斯坦告诫我们必须保持的沉默和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说不出来的真理，以及奥古斯丁在《忏悔录》第9卷对于沉默的讨论之间，存在着重大的思想史连续性，而且这一连续性涉及哲学“说出沉默之真理”的本质。这一本质在古典语境中表现为哲学和城邦政治的张力，但经过基督教的转化，它在现代的语境中则是哲学和科学的张力。我不喜欢分析哲学的最终原因，在于维特根斯坦之后的“分析哲学从事者”并没有生活在可说和不可说的边界上，从而根本不是爱智慧的哲学家，反而更像爱推理的修辞家。
因为，对于不可说的要保持沉默——这是哲学最起码的德性；眼下，这或许也是被现代分析哲学遗忘最深的德性。而以分析哲学为进路的现代政治哲学，是否还能保持哲学和政治、可说和不可说的起码张力？
逻辑哲学论读书笔记2
中国古人说“道可道，非常道“，圣经说“道既是上帝”，从而人类获得了用语言描述上帝的权力，按照斯宾诺莎对上帝的定义，科学也既是分析上帝的学问，然而问题是，当科学创造了自己的语境，逐渐与自身产生的源头渐行渐远的时候，人类在自身理性的巨大成就面前却无法找到自身存在的意义，从而感到了现代性的带来的虚无，承受着无家可归的痛苦。按照维特根斯坦的思路，从本质上说理性的道路所通向的无疑就是人类所向往的终极关怀，然而这种天才般的预言却无法改变人类孤独无助的现实，拉普拉斯所设想的那个神，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无比真实，而这个神则在人类陷入最疯狂的暴行漩涡时，却安之若素，无动于衷。
尼采说：“上帝死了”，从而创造了一个自以为超越善恶的“超人”，试图为芸芸众生发明新的上帝。然而物质的诱惑终究是不可抵御的，科学对物质财富创造所潜在的巨大推动能力，使现实中的人更愿意，将被称为科学的新的造物主作为自己礼拜的对象。在与科学的对抗中，“超人”失败了。
理性，就其有限性而言，并不像存在主义所说的那样是其内部的缺陷，与此正相反，所谓“理性的有限性”是由人类运用理性的能力的有限性一种表象，人类将自己运用理性的能力的`缺乏而产生的困境归罪于理性本身是不正确的。计算机的产生才是人类为了突破自我困境所进行的有意义的尝试之一，事实上，即使人类永远无法掌握足够强大的力量使自己能够使用理性的武器神化自我，即使我们永远需要一个作为他者的上帝，我能也不能因此而放弃接近上帝的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维特根斯坦所谓“不能说的就应当保持沉默”是相当消极的。毕竟维特根斯坦所谓不能说的就是“上帝”
逻辑哲学论读书笔记3
01划界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两个时期的维特根斯坦从不同的角度切入语言这一他始终关注的主题。前期维特根斯坦以《逻辑哲学论》（1921）为标志，主要目的是为世界划界，区分世界内和世界外，区分可说和不可说。后期维特根斯坦以《哲学研究》（1953）为标志，主要进行语法研究，即通过澄清语言的用法去解决哲学问题。
《逻辑哲学论》的主旨是划界，“本书将为思维划定一个界限，或者不如说不是为思维，而是为思想的表达划定一个界限”，这个界限同时也是语言、逻辑和世界的界限。“为可思的东西划界限，从而也为不可思的东西划界限” 。可思的、能够言说的、有含义的在界限的这边，例如世界、思想、语言、逻辑、科学；不可思的、不能言说（但能显示）的、无含义的在界限的另一边，例如逻辑形式、形而上学主体、伦理学、美学、“神秘的事情”。
02可说的——语言图像论
“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世界范围之内的事情都是可说的，因为语言是世界的逻辑图像——这就是维特根斯坦著名的“语言图像论”。语言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的图像，是因为二者有着同样的、一一对应的“逻辑结构”。
语言的逻辑结构是：语言由命题组成；命题由基本命题组成；基本命题由名称组成。维特根斯坦指出，“命题是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基本命题是自身的真值函项”，而“名称不可用定义来作任何进一步的分析：名称是一种初始记号。” 现实世界的逻辑结构是：世界由事实（facts）组成；事实由基本事实组成；基本事实由对象（逻辑上不可再分的“绝对地简单的”东西）组成。逻辑空间或可能世界的逻辑结构是：（可能）世界由事态(state of affairs)组成；事态由基本事态组成；基本事态由对象组成。其中，事实是已发生的事情或实际情况；事态则是潜在的、可能的事实，一切在逻辑上有意义的语句所表达的都是事态。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一个事态的存在和不存在叫做事实”，如果事态变成存在的，它就到了现实世界，并因而成了事实，或者说，正的事实；如果事态变成不存在，它实际上也到了现实世界，并因而成了事实，或者说，负的事实。“我们也称事态的存在为正的事实，事态的非存在为负的事实”，这就是事态和事实的关系。总而言之，语言的逻辑关系和世界的逻辑关系在本质上是同一的。
“事态的存在和非存在就是实在”。命题可以刻画实在，是实在的图像，“命题表述事态的存在或不存在”。“若一个基本命题为真，事态就存在；若一个基本命题为假，事态就不存在”。（复合）命题是（复合）事态或事实的图像，基本命题是基本事态或事实的图像。而名称对应于对象，名称的意义即其对象，名称没有描述的功能，因而不是对象的图像。世界不是对象或物的总和，因为对象没有自己的独立存在，只有在事态或事实中才能存在。语言是命题的总和，但不是名称的总和，因为名称只有在命题中才能存在，“只有命题才有意义；只有在命题的联系关系中名称才有指谓”。命题的总和等于事态的总和、大于事实的总和。“若列举出所有为真的基本命题，就完全地描述了世界。世界通过列举所有的基本命题加上列举其中哪些为真哪些为假而被完全地描述”。
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命题都是世界的图像，逻辑和数学命题或是重言式或是矛盾式，因而对于世界的存在或不存在什么也没有说，即无论世界呈现出何种面貌，它们永远为真或为假。“命题显示它们所说的东西，重言式和矛盾式则显示它们什么也没有说”，“重言式和矛盾式是缺少意义的”，“重言式和矛盾式不是实在的图像。它们不表述任何可能情况。因为前者容许每一种可能情况，后者则排除任何一种可能情况”。
命题作为事实的图像而描述事实，“语言图像论”说明了什么是可说的，而“凡是不可说的东西，必须对之沉默”。
03不可说
对于不可说的必须保持沉默，但维特根斯坦自己却并没有遵守自己给出的规则，而是列出了一系列不可说的东西。
首先是命题的意义和逻辑形式。“命题的意义是它与事态的存在和不存在的可能性符合和不符合”，一个命题的真值可以通过考察它所描述的事实是否存在而确定，一个有真值的命题必定是有意义的，而且我们理解它的意义。但是要问这个命题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却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命题的意义是不可说的，“命题显示自己的意义”，而“能显示出来的东西，不能说出来”。逻辑形式也是不可说的。“命题能表现全部实在，但是不能表现其为能表现实在而必须与实在共有的东西——逻辑形式”，“命题不能表现逻辑形式：逻辑形式反映于命题中。语言不能表现那反映在语言中的东西。我们不能用语言表达那自身表达于语言中的东西” ，而“为能表现逻辑形式，我们必须能使自己连同命题都处于逻辑之外，亦即处于世界之外”。
存在着一个作为世界界限的形而上学主体，这个主体也是神秘的和不可说的。形而上学主体不是物理的主体——人的肉体，也不是心理的主体——人的心灵，此二者都在事实世界之中，都可以用语言描述。形而上学的主体是思想着的、描述着的主体，思想者思考然而却不能思考自己，描述者描述然而却不能描述自身，因为思想和描述不能站在思想者和描述者之外。维特根斯坦把形而上学主体与世界的关系比作眼睛与视野的关系，眼睛是视野的先决条件，即视野必定是眼睛的视野，然而眼睛本身却不能出现在视野之中。眼睛是视野的界限而决定着视野，同样，“主体不属于世界，然而它是世界的一个界限”。
把世界作为有限整体而企图有所说时，所说的也是不可说的而且是没有意义的。“关于世界是有限整体的感觉，是神秘的感觉”，这种感觉是不可说的，否则必然也会遇到要求把自己置身于世界之外的矛盾。例如：断言世界上一定会发生什么或者一定不会发生什么，就是试图在时间上置身于世界之外；断言世界上有某种固定不变的实体和结构，就是试图在空间上置身与世界之外；断言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之间存在着某种确定不变的规律，就是试图在存在上置身于世界之外。总之，一切表现为必然性形式的命题，如果包含着对世界上事情的某种看法，就都属于这种把世界看成为一个有限整体的企图。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一切发生的和既存的东西都是偶然的。使它们成为非偶然的那种东西，不可能在世界之中”。
另外，伦理学和美学也是不可说的。伦理学是关涉世界和人生终极意义与绝对价值的，必定在世界之外。“伦理学不讨论世界。伦理学像逻辑一样，必然是世界的条件”，“只有通过主体才出现善恶。主体并不属于世界，而是世界的一个界限”。不可能有任何伦理的命题，命题不可能表达高渺玄远的东西。“我所描述的一切都存在于世界中。在完整的世界描述中从不会有伦理学命题，即使我描述的是一个杀人犯。伦理学的命题不是事态”。美学也是不可说的。在广义上，“伦理和美学是一个东西”，“美正是使人幸福的东西”，“艺术品是在永恒的观点下看到的对象；善的生活是在永恒的观点下看到的世界。这就是艺术和伦理学的联系”，而“伦理判断和审美判断不是命题，因为它们不能被证实”。
“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而哲学的任务就是划出这个界限，防止人们因为越界而犯错误：“我们对于什么是可说的陷入一团混乱，我们正在清理这个混乱。这个清理活动就是哲学”。
04超越
罗素在《逻辑哲学论》引言中写道：“对不可言说，维特根斯坦毕竟设法说了许多呀！”但正如维特根斯坦在最后说的：“我的论题可作如下阐释：任何理解我的人，当他已通过这些论题，并一步一步地超越这些论题时，最终会意识到它们是无意义的。（可以说，在登上高处之后他必须把梯子扔掉，）他必须超越这些命题，然后他就会正确看待世界。”
而在后期维特根斯坦那里，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更是完成了对自己前期思想的一次超越。围绕着语言问题，《逻辑哲学论》力图解决言说的自明性问题，而《哲学研究》则力图解决显示的自明性问题。“逻辑形式”决定我们能够说什么，“生活形式”决定我们能够显示什么。从言说到显示，从逻辑形式到生活形式，维特根斯坦实现了一次从“语言图像”到“语言游戏”的超越。
参考文献：
[1]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贺绍甲 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12月第1版.
[2]贺绍甲，《逻辑哲学论》中的语言划界问题，哲学研究, 1992年第12期.
[3]张志林，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分析，哲学研究， 199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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