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诗词革新与文学创作

时间:2022-06-22 16:13:25 其他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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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诗词革新与文学创作

  谈诗词革新

谈诗词革新与文学创作

  历史上任何一派诗歌发展就像河流都有其源流,如宋代“以文为诗”之诗派,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欧阳修、苏舜钦、梅尧臣、苏轼和辛弃疾等。宋代的这一诗派是继承和发展唐代韩愈(768-825年)的诗歌创作理论。自中唐以来,诗歌出现了柔弱浮荡的风气,韩愈为了矫正这种不良风气,主张以写文赋的笔调创作诗歌,以古风的音律统领诗律,因此他创作的诗歌才力充佩,想象奇特,气势宏伟和不同凡响。诗歌发展到北宋苏轼(1037-1101年)那里,他继承了韩愈“以文为诗”的良好创作方法,同样是“以文为诗”,他却能客服前辈欧、苏和梅等浅率苦涩的缺点,而能把诗写得英发精警和流畅婉转,充分显示出他高潮的驾驭语言的才情。和苏轼同时代的黄庭坚(1045-1105年)则开创了另一诗派,这就是江西诗派。江西诗派的代表人物还有陈师道、陈与义、韩句、吕本中和曾几等。苏黄二人同朝为臣,但他们在诗学上的主张却迥异。黄山谷的诗歌源流主要出自唐代杜甫,杜甫作诗主张无一字无来处,喜欢以事理见闻入诗,在音律上讲求格律精严,还把诗写得拗削兀奇。这些手法都被江西诗派所继承,江西诗还发展出了著名的“瘦硬”诗歌美学。正因此,黄庭坚的诗歌写得意象新奇,字偶奇特,句法烹熟,音节精准拗削,而且可用“生新瘦硬”的审美特征来概括。

  我国诗歌发展到清代,诗坛又出现了新的流派嬗变,随着文学批评理论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如“性灵说”、“童心说”、“神韵说”和“格调说”等诗学理论的出现,为诗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到明末清初,我国文学理论发展到了顶峰,随着叶燮(1627-1703年)《原诗》诗学的出炉,使诗歌文学发展到登峰阶段。宁都诗歌正是在这样的大好机遇下发展起来的。按照易堂九子之一彭士望的观点,宁都古代诗歌大部分继承了江西诗派。我观宁都古代诗歌,为何有那么多高水平的作品,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此,正是得益于我国清代高度成熟的诗歌理论。

  传统诗词发展到今天应当革新,它寻求革新的理论是什么呢?作者认为:利用现代诗歌和散文改造传统诗词是很有效的途径,这就是当代人要走的“以文为诗”之路。当代文学主要指20世纪8、9十年代的现代诗歌和散文。从这些当代文学中可供借鉴的协作技法大致有:意象堆积、跨时空和时空错乱情节安排,潜意识自动写作法和通感拟人以及悖论等修辞手法。所谓意象堆积指人的思想情感靠意象群来表达,而跨时空则指意象来自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所谓时空错乱则指意象的排列没有时间和空间顺序。

  在处理主客观关系上,采取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这就是意象法。在处理抒情表现手法上,采取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中国古典文学大概属于高雅文学,它的气质雅正,它的风范儒仁委婉。而现代文学属于通俗文学,它的气质庸俗,它的风度平凡猥琐。在形式上,古典文学的缺点在于辞藻晦涩,音格繁琐套式,而现代文学的优点则是语言流畅,不受音格语言之束缚。正因此,现代诗词的发展就是要走古典与现代相互补充之路线。作者在多年的现代诗词写作实践中,还借鉴了江西诗派和宁都诗派的许多创作规则。如“瘦硬”理论和“风雅”诗教理论以及重真气理论等。我希望,随着写作技巧的不断成熟,现代诗词的艺术水平一定会超过前人。

  20XX.1.2

  谈两种创作方法的结合

  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对文学创作之方法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自然无为法,二是人力有为法。这里所谓的创作方法指作家在进行创作中的心理方法。这种心理方法主要包括处理主观和客观,如作家在处理客观事件和景物时的心理方法。这种方法要么顺其自然不作人为控制,要么受人的思维控制。在过去坚持前种创作观的人有先秦的老子和庄子以及魏晋时的谢灵运等。坚持后种创作观的人有儒家代表人物孔子以及魏晋时的陆机和张华等。前者的方法可称为“解衣般礴”或“出水芙蓉”,在现代西方文学中则称为“意识流”写作。后者的方法可称为“错彩镂金”或讲究辞藻与章法等。前种方法有自然之美,更重神似。后种方法有雕饰之美,更重形似。

  当文学批评发展到北宋时期,继承以上两种创作观的人又有了新的代表,他们是苏轼和黄庭坚等。苏轼作文主张“无心为文”,而黄庭坚则主张“有心为文”。这两种创作观的含义和区别如何呢?所谓“无心”指在文学创作过程中要减少人为的干扰,坚持“随物赋形”,即万事万物的形态如何,诗文的内容和形式也就如何。主张描慕自然而不加创造。所谓“有心”指在文学创作中要增加人为的干扰,在词法和句法上要精工细雕。这两种创作方法其实质和前面提到的创作观完全相同。

  当文学批评再发展到清初时,又出现了“学人之诗文”和“文人之诗文”。前者以顾炎武和屈大均为代表,后者以钱谦益和吴伟业等为代表。所谓“学人”和“文人”之分,应指作家对待文学创作的态度而非方法。“学人”作家对待创作的态度是“不应为文而作文”,即不要去刻意做文人,所以做文人只是完全为了救国“致用”所需。而“文人”作家则不同,他们不关心社会和人生,而是专门研究文学和做文人。由此可见,所谓创作态度也是指创作方法,而以上提到的两种创作态度在本质上仍然属于前面提到的方法。

  在现代,文学创作的方法也分两种,而且这两种方法和古代的两种方法完全相同。第一种叫自然流露法,第二种叫有意雕饰法。当作家处在物我两忘和人与环境为一时,人的思想感情就能借助景物事件自然流露出来,而这种过程不需要人的思维控制。这就是“自然流露法”。对于后种方法则指作家在写作过程中是在思维的控制下进行的。在古代的文学家中,不少人主张把这两种创作方法结合起来,他们如南北朝的诗人庚信和王褒以及南宋初期的吕本中等。作者认为,以上两种文学创作方法各有优缺点,如自然流露法有失文采,而有意雕饰法有失自然理趣。正因此,作者主张在文学创作中应当把两种创作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做的现实基础是:现代文人尤其从政的文人,他们的心理极为矛盾,一方面他们想搞政治,想做济世英雄;另一方面,他们又想作文人,想借文学之羽翼提升自己的身位。要解决这样的社会心理矛盾,惟有走文化合流之路。

  20XX.5.25

  谈“真气”

  自20世纪以来,人类对文学创作活动有了更深的认识。美国现代学者艾布拉姆斯最早提出了文学“四要素”理论,在他看来,文学活动是关乎“作家、生活、作品和读者”四大因素的事情。然而在中国乃至世界浩瀚的文学理论中,几乎所有的理论都只探讨作品本身的美学,而只有一两个探讨作品与生活的关系美学。这种理论如战国时庄子的“崇尚自然,反对人为”的文艺思想。至于探讨作品与作家的关系只是从魏禧开始的事情。应当肯定,魏禧的“真气”说是对前人各种文学理论的总结和创新。在中国文学史上,东汉时期的王充提出了“真美”理论,这种理论反对文风的虚妄,提倡文学作品内容要真实,而且认为只有真善的东西才是美的。到了南朝时期,针对六朝时文“习华随侈,流遁忘反”,只重辞藻形式,不重内容充实的不良文风,刘勰又提出了“风骨”论,后来唐朝陈子昂发展了这种理论。在明代,针对前后七子复古慕拟的坏文风,焦竑和汤显祖共同提出了“情真”说。到了清代,作为文学理论的集大成者叶燮提出了“理事情论和才胆识力论”。在这些理论中,前三种都只在作品层面上探讨“真”的美学价值,只有最后者才在作家自身的修养上探讨“真”的美学内涵。

  宁都古代“易堂九子”诗歌其总的风格特征可用“真气”二字来概括。正如当时的大文学家方以智所评论的那样:“易堂真气,天下罕二矣!”如何理解这句话?所谓“罕二”指再无第二个了,也就说,“真气"是易堂诗歌独一无二的风格特征。关于这个观点,可用易堂九子彭士望的观点来证明,他在为魏禧诗集所作的《叙》中说:“天下之害,由于人无真气,其端见于父子兄弟朋友之间,而祸发于君国。此皆叔子自言其所得,精湛刻至,为古今名人所未发。”由此可见,“真气”的确是易堂文学家独创的做人做诗的独创风格。

  宁都古代文学家的诗歌风格固然因人而异多种多样,但其总的风格应当是“真气”。可以说,“真气”是宁都文学家最基本共同遵守的创作原则。何谓“气”?《辞海》中的解释词条主要有如下几种:(1)气味:味道;意趣或情调。(2)气息:呼吸之气;情感、意趣或风格。(3)气岸:气质风貌。(4)气节:节操。(5)气象:气度、气概。(6)气韵:神气和韵味。(7)气质:风骨。根据上面的科学解释可知,所谓“气”应指整个人的生命活动,它包括人的生命、行事和情操性格等。所以“气”指人的全部本质内容。它在诗歌中主要指内容,但也包括形式。跟“气”相连的词语还有很多:如风气、文气、娇气、贵气、酸气、傲气、霸气、阳气、邪气、恶气、寒气、仙气、神气、精气、正气、生气、朝气、秋气等。所谓“真气”指立身行事,读书写诗,都要强调一个“真”字。做人要做“真君子”,待人交友要“真切恳到”,要讲义气和气节。读书做学问要“真实有用”,写诗歌要发自“真情”,写出“真意”和“真性情”。可见,“真气”作为一种诗歌创作理论,它所包含的内容是全方位的。既从做人的道理和修养,再到著述作诗的性情都做了全面的理论规定。

  为什么说“真气”说是宁都魏禧和易堂文学家独创的诗歌理论?第一,它继承和包涵了我国古代多家文学理论。如上面提到的王充的“真美”观,南朝刘勰的“风骨”论和明朝汤显祖的“情真”说等。第二,魏禧成功地把诗歌创作中的“真”美从作品转移到了作家,这是他的首创。正是这一重要发现把文学研究从诗歌作品扩大到作家。第三,扩大了“真”的美学外延。在过去的文学理论中,所谓“真”只是指情、理、事,但魏禧把它扩大到了“气”。在魏禧看来,所谓文学作品中的“真”不仅包括“真情、真理和真事”,而且还包括“真人和真气”。魏禧在诗歌文学中首次开创了表现“真人”和“真气”的美学,这就是著名的“以气节入诗”。

  所谓“真人”指作家一定要有气节修养,一定要是“正人君子”。那些阿媚小人和虚伪取宠之人绝不能作诗人。可以说,正是因为有良好的人格修养,才保证了魏禧诗歌的刚劲雄浑和浩然正气之文风。在春秋时期,孟子对“气节”做过精当的解释,他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一个人怎样才能养成浩然正气呢?在孟子看来,这个人必须坚持真理,以儒家的道义忠信来培养自己,而且不要让自己靠近邪恶下流的东西。如果能做到这样,这个人的浩然正气就会增长,以致充塞天地之间。

  在诗歌风格上,魏禧更重追求清刚之美,因为这是一种气质之美。根据我国宋明理学知识,气质对于人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它决定人的死生。《韩非子-解老》上说:“是以死生气禀焉。”而《论衡-命义》上则说:“人禀气而生,含气而长,得贵则贵,得贱则贱。”在此祖先试图用“气”来说明人的死生贵贱等命运。宋代理学家甚至认为,不仅人禀受天地之气而生,而且禀受清气者为圣人,禀受浊气者为恶人。因此在魏禧看来,既然“气”对于人如此重要,诗歌就是要表现人的清气之美。因为诗歌作品就像人,只有禀受了这种天地之清气,它才是有贤有德的“圣人”,而且只有这样的诗歌作品才能永恒。正如三国时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讲的:“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在这里,曹丕强调诗文是有生命的。认为诗文呼出的气有阳刚和阴柔之别。而且随着作者的不同,即使具有相同阳刚之气质的作家,诗文中这种气的清浊程度也是不同的。

  “以气节为诗”之特征如下:第一,在内容方面,规定作家应当表达气节为主。这些气节如大公无私,爱国怜民,坚持正义和不屈不饶等。第二,在形式方面,主要表现在遣词造句和形像塑造上。其特点是语言简短有力,多采用五言或四言句式。在魏禧近六百首诗词中,其中四言和五言诗就有四百多首,占总数的73%左右,而七言诗只有一百多首,只占22.3%左右。在意象的营造上多选择瘦硬和颜色朴素的物象。应当指出,魏禧诗风转向崇宋的目的就是要反对明代前后七子的浮艳诗风。

  现举魏禧《登莲花山》半阙诗为例:“百折山泉出,千寻石磴通。孤篁秀阴谷,高鸟入寒松。”在这首诗中,用到“山泉”、“石磴”、“孤篁”和“寒松”等意象,这些意象在颜色上是清亮的,在形态上是修长坚硬的。从这首诗可知,魏禧所追求的诗歌之美是清俊瘦硬。在他看来,只有这样的诗才能生动感人,因为无论从诗的外在气象上还是从诗的内在气质上都是如此。相反,如果一首诗缺乏血气和精气,那它就会看不到气色而萎靡不振,甚至连气息也会停止,最终要中断气运。很显然,这种好诗其源流只能出自对宋代江西诗派的继承。

  为什么宁都古代易堂文学家要以“真气”作为自己的创作理论呢?这和四因为:“真气”对于社会、个人和文学都是非常重要的。正如易堂九子认为的:“天下之道成于真,而败于伪。”这就说,做任何事情都靠真实真诚来维持,否则就要失败。这个道理是很明白的,比如说:明朝为何会灭亡,易堂人认为在于“无学术”,“道学不明,而人心邪,人心邪,而风俗政事乖,法度乱,纪纲失,而国家亡矣。”又比如,一个人的人品是假,那么他就不能在社会上立脚行事。最后,如果诗文的风格是假的,那么这样的诗文就起不到“经世致用”的作用,因此也是无用的。总之,文学和人所以存在美学,气根本的原因就是要有“真气”。

  20XX.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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