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量表的初步修订的论文
论文关键词：职业决策；自我效能；信度；效度
论文摘要：本文使用Betz和Taylor编制的CDMSE对780名大学生进行测量，尝试对其进行修订，结果表明：我国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包括针对自我评价、自我需求、信息收集、问题应对、职业选择和压力抵抗六个方面的信心因素；经修订后的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效度，可以用作评估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工具。
1引言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careerdecision一makingself-efficacy，简称CDMSE)是自我效能概念在职业选择和决策过程中的具体体现，是个体对自己成功完成与职业选择相关的各项任务能力的信心。已有研究发现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个体做出何种决策、在决策过程中付出多大努力以及在遇到困难时是否具有较高坚持性，可以说，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是其他各种因素最终作用于职业决策行为的中介变量。
Taylor和Betz于1983年编制了世界上第一个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量表(简称CDMSE)，由于其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已被公认为是西方最具权威性的测量工具。而我国大学生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构成维度与西方存在差距，国内研究者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如彭永新等人认为我国大学生的职业决策效能结构与Betz等人所发现的一样，都是由自我评价、收集信息、选择目标、制定规划、问题解决五个部分构成。但目前国内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结构的研究还极不充分，也不够成熟，因此，进行职业决策自我效能量表的本土化研究就显得尤其重要。
本研究以Taylor和Betz所编制的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量表为基础，试图探索我国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心理结构，并编制适用于我国大学生特点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量表(简称CDMSE-C)，以便为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测评和更为有效的职业指导实践奠定基础。
2方法
2.1被试
本研究采用随机整群分层取样方法于北京、天津、河北三地高校抽取大学生被试共780人，其中一年级203人、二年级172人，三年级210人，四年级187人;男女生各为485人和295人。专业分布情况为理科210人、文科312人、工科218人、商科40人。家庭经济状况贫困的学生为123人、处于温饱状态的为577人、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为80人。年龄分布为18一24岁。
2.2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的测量工具为Setz和Taylor职业决策自我效能量表的中文版，该量表共50个项目。量表中的各个项目采用五级评分，1=“根本无信心”,2二“信心很少”,3二“有些信心”,4=“比较自信”,5=“完全有信心”。
2.3程序
以班级为单位，使用统一指导语进行团体施测。发放试卷共900份，收回有效问卷780份，试卷有效率为86.67%。使用统计软件SPSS13.0和A-MOS4.0完成数据输人和相应的数据分析工作。
3结果
3.1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量表项目和结构
使用SPSS随机化功能将780名被试分成两部分，以第一个部分的393名大学生为被试，对CDMSE的50个项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在删去因素载荷较低的14,15,34,35和在两个因素上公共载荷都较高的24,41六个项目后，对余下的44个项目以主成分分析法和平均正交旋转进行因素分析。经检验发现KMO=0.904,Bartlett球性检验为.000，说明该44个项目的数据适合做探索性因素分析，进一步依据特征根>1和碎石图，发现六因素结构的累计贡献率47.O1%，且各项目因子载荷均在0.35以上，共同度在0.3以上，且没有双重载荷值接近的情况。因此初步确定我国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为六因素结构。
由表1可见，因素1反映的是大学生对感兴趣的专业的认识和选择方面的信心，该因素被命名为职业选择效能;因素2反映的是个体对自己擅长专业或职业的信心，被命名为自我评价效能;因素3主要包括大学生处理与职业相关问题时的应对能力的信心，将此因素命名为问题应对效能;因素4反映的是大学生对未来的生活方式和职业的认识和需求方面的信心，此因素为自我需求效能;因素5体现的是个体为了更好地做出职业决策而主动地通过各种途径寻求信息方面的信心，此因素为信息收集效能;因素6主要包括大学生面临来自他人的不同意见时坚持己见方面的信心，将此因素命名为压力抵抗效能。
对通过EFA探索出来的六因素结构使用另外的387名被试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从表2的各个拟合度指标可见，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数据非常好地拟合了由探索性因素分析所建构的六因素模型。具体来说，各项目在对应维度的因素载荷居于0.365一0.740之间，符合测量学标准(结果见表2)。
3.2信度及效度分析
由表3可见，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32,6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从0.612一0.804，总量表的分半信度为0.920,6个分量表的分半信度从0.637一0.841，基本满足测量学对信度的要求。 各分量表之间的`相关系数处于0.452一0.685之间，为中等程度相关;各个分量表与总量表之间的相关系数处于0.734一0.842之间，为高度相关，说明该量表有较好的区分度和鉴别力。
本研究除采用因素分析和各因素间及各因素与总量表之间的相关对量表的结构效度进行检验外，还通过英汉互译方式多次修改，请心理学和测量学专家对题项进行评价，这保证了该量表良好内容效度。
4讨论
研究者发现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由六个维度构成，这与Betz和Luzzo以美国大学生和彭永新等[’」以中国大学生为样本的研究存在差异，本研究采用同样方法发现量表方差累计解释到46.25%时，六个因素的方差能分别解释27.240,4.779,3.932,3.802,3.454和3.044，各项指标均优于前述研究。本研究进一步运用验证性因素分析对六因素模型予以检验，新数据与模型间的拟合度优异，这说明此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应该由六个维度构成。
回溯本研究的研究历程可以看出，本量表的修订建立在对Taylor和Betz的50个项目的CDMSE量表的翻译基础上，除删除6个测量学指标较差的项目外，其他44个项目全部保留。而彭永新等则是在对CDMSE的项目进行删除、修改和增补后所确定的50个项目基础上最终确定由39个项目构成的量表。因此，本研究所获得的量表结构与Betz等人的CDMSE具有更强的比照性，并可以据此来分析和比较我国大学生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内涵和结构构成及与西方样本的共性和差异性。
量表由六个维度构成，它与西方研究有所不同，这集中体现在:(1)构成因素数量差异，也即以往研究都认为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由五方面的信心构成，而本研究则发现了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六因素结构。(2)各个因素所包含的项目与原量表存在明显差异。如在原量表中隶属于其他维度的一些项目在本研究中成为一个独立的因素—压力抵抗。对于中国大学生来说，诸如“选择父母不赞同的专业或职业”、“不会因为他人原因选择超出自己能力专业”等需要克服外界干扰，根据自身情况独立做决定的信心是个独立结构。可见，中国大学生职业决策效能的结构与西方研究存在差异，这可能由于不同文化环境中的被试针对同一条目作出的反应不同，进而导致这一心理结构的内部构成存在异质性特征。
该量表具有较好的区分度和鉴别力;同时，该量表的结构效度和内容效度都较高。使用本六因素结构量表对大学生样本的职业自我效能进行测量，发现大学生在不同维度上存在性别、年级等方面的差异，这也在实践层面上验证了本量表的可靠度和有效性。
总之，经过修订的六因素CDMSE-C量表具有较好的测量学特性，可以作为对我国大学生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状况的有效诊断工具，因此在对影响职业决策困难的原因分析时可以从这六个角度人手进行分析并给予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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