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对琵琶艺术的表现方式

唐诗对琵琶艺术的表现方式

　　据庄永平编着的《琵琶手册》中的统计，唐代诗作中出现与琵琶相关的较有名的作品有近百首。这其中有描写琵琶乐器本身的《玉琵琶》、《琵琶弦》等；有涉及演奏者的《曹刚》、《泰娘歌》等；有描写演奏和欣赏的《琵琶行》、《五弦弹》等等，可谓林林总总、洋洋大观。而描绘琵琶乐器本身及其表演的是其中最为精彩的部分。同时这一时期也出现了许多创作以琵琶为主要素材的咏乐诗，刘禹锡、白居易、元稹、李商隐等都是这类诗歌创作中的佼佼者。总的来说，无论数量上或者质量上，唐诗都是文学表现琵琶艺术的一个历史最高峰。

　　唐诗的这种对琵琶艺术的表现又是一个复杂的体系，诗人们通过琵琶这一素材所表现出来的另一层面的内涵也是多方面的。

　　（一）唐诗以琵琶为素材，表现当时高超的琵琶演奏技巧

　　白居易《琵琶行》的“转轴拨弦三两声”至“唯见江心秋月白”段是公认的诗歌中描写乐器演奏的上乘之作。诗人调动了比拟、比喻、对比、抑扬、纵横等多种手法进行正面的描写；同时，诗人通过描绘自然景色和听众的感受来渲染和烘托琵琶女的演奏。“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句，诗人分别从琵琶的左右手指法和当时流行的琵琶大曲方面着手，使我们了解到在唐代，琵琶在演奏上已有了复杂的指法和庞大的曲目。“大弦”“小弦”句是对琵琶不同弦的不同音质的描写，从“急雨”和“私语”二词中可以发现当时的琵琶已经有了很强的情感表达力。至于“大珠小珠落玉盘”句，更是将琵琶那叮咚有韵，如珠般高雅的乐音以文字的形式再次给后人以美的享受。下面的一大段描写性的文字，诗人将景物描写融入其中，更富有一番韵味，宛如音乐正向读者的心田灌注。这一切主观上是因为诗人文字驾驭水平的高超，客观上则美伦美奂地表现了当时琵琶演奏技术的高超。

　　在琵琶诗中，还有许多是仅用侧面记述、评论来表现琵琶的演奏高超技艺的。在唐代边塞诗中，琵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诸如“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离别情”等著名诗句。而最能表现琵琶演奏技巧的是那些琵琶作为“煽情物”的诗句。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中有诗局“琵琶一曲肠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此句并没有从正面描写琵琶的演奏，但从听众所产生的反应中足以看出演奏技术的高超——怎样煽情的音乐才能让人产生“肠堪断”的感伤!除边塞诗外，还有一些通过对琵琶演奏家简单的评论来表现当时琵琶演奏的技术。刘禹锡《曹刚》一诗中写到：“一听曹刚弹《薄媚》，人生不合出京城”，白居易更有“谁能截得曹刚手，插向重莲衣袖中”的诗句。琵琶的演奏能让人“不合出京城”，甚至想“截得曹刚手”，可见曹刚是一位技术怎样精湛的演奏家，同时也就反映了一个朝代的琵琶演奏技术。

　　总之，唐代是我国琵琶艺术的一个高峰期，琵琶高手如星，名曲如云，众多乐手以无懈可击的高超技艺和酣畅淋漓的感情表达力将琵琶艺术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境界。而现代人之所以能如此真切地了解这些，也必定是得益于以唐诗为主的文学对它的记述和表现。

　　（二）诗人以琵琶艺术为表象，借以展示诗人或者音乐家的内心情感

　　从许多抒写有关琵琶的演奏、乐人、乐曲的诗词中，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现象，这些诗词大多都含有怀古思乡，感怀身世和沧桑的感情。这与琵琶这种乐器本身的气质有关。琵琶有着能让人心酸耳热的音色，而那些动人心魄的琵琶乐曲又更能勾勒出文人学士们心灵深处无以言传的精神世界。

　　还是先以白居易那首名垂千古的《琵琶行》为例。“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是诗人一种典型情感的自我写照，而这一情感的流露，作者是通过听琵琶女的演奏后得出的。诗人将琵琶女如“仙乐”的演奏和“山歌与村笛”相对比，给琵琶演奏以高度评价，而正是这美妙的琴声沟通了他和琵琶女之间的情感渠道，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架起了一道感情的桥梁。诗人通过琵琶女的演奏和身世自述所要表达的深层次的内容，无非是他自身那种对身世飘零的感怀。

　　自古以来，凡写到王昭君的诗词，总与琵琶有脱不了的干系。刘长卿《王昭君歌》中写到：“琵琶声中苦调多，萧萧羌笛声相和。谁怜一曲传乐府，能使千秋伤绮罗。”董思恭在《昭君怨》中有诗：“琵琶马上弹，行路曲中难。……斟酌红颜改，徒劳握镜看。”白居易也曾写过：“四弦不似琵琶声，乱写真珠细撼铃。……如言都尉思京国，似诉明妃厌虏庭。”……所有这些都与昭君当年出塞时怀抱琵琶这一典故有关。昭君的琵琶演奏技艺如何，已无从考究，诗人们在作品中引用昭君这一典故的最终目的也并不在此。诗人所关注的是昭君那远离中原故乡的孤寂与苍凉，琵琶是渲染这种凄凉感的一种工具，王昭君加上琵琶就形成了一种最高层次的感伤。而这一切所要表现的，无非还是诗人自身对人生失意或者年华逝去或者怀念家乡的感伤。

　　唐诗的这种以琵琶艺术为素材的现象，应该说其本质并不是表现琵琶艺术本身，但如果没有琵琶这一关键物的加入，那幺这些诗歌所能传达给读者的感染力将会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