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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下五千年的若干个传统文化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若干个传统文化
1、四大名绣
苏绣〖苏州〗、湘绣〖湖南〗、蜀绣〖四川〗、广绣〖广东〗
2、四大名扇
檀香扇〖江苏〗、火画扇〖广东〗、竹丝扇〖四川〗、绫绢扇〖浙江〗
3、四大名花
牡丹〖山东菏泽〗、水仙〖福建漳州〗、菊花〖浙江杭州〗、山茶〖云南昆明〗
4、十大名茶
西湖龙井〖浙江杭州西湖区〗、碧螺春〖江苏吴县太湖的洞庭山碧螺峰〗、信阳毛尖〖河南信阳车云山〗、君山银针〖湖南岳阳君山〗、六安瓜片〖安徽六安和金寨两县的齐云山〗、黄山毛峰〖安徽歙县黄山〗、祁门红茶〖安徽祁门县〗、都匀毛尖〖贵州都匀县〗、铁观音〖福建安溪县〗、武夷岩茶〖福建崇安县〗
5、十二生肖
〖中国〗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
〖埃及〗牝牛、山羊、狮子、驴、蟹、蛇犬、猫、鳄、红鹤、猿、鹰
〖法国〗摩羯、宝瓶、双鱼、白羊、金牛、双子、巨蟹、狮子、室女、天秤、天蝎、人马
〖印度〗招杜罗神的鼠、毗羯罗神的牛、宫毗罗神的狮、伐折罗神的兔、迷立罗神的龙、安底罗神的蛇、安弥罗神的马、珊底罗神的羊、因达罗神的猴、波夷罗神的金翅鸟、摩虎罗神的狗、和真达罗神的猪，
6、年龄称谓
襁褓：未满周岁的婴儿
孩提：指2——3岁的儿童
垂髫：指幼年儿童(又叫“总角”)
豆蔻：指女子十三岁
及笄：指女子十五岁
加冠：指男子二十岁(又“弱冠”)
而立之年：指三十岁
不惑之年：指四十岁
知命之年：指五十岁(又“知天命”、“半百”)
花甲之年：指六十岁
古稀之年：指七十岁
耄耋之年：指八、九十岁
期颐之年：一百岁
7、古代主要节日
元日：正月初一，一年开始。
人日：正月初七，主小孩。
上元：正月十五，张灯为戏，又叫“灯节”
社日：春分前后，祭祀祈祷农事。
寒食：清明前两日，禁火三日(吴子胥)
清明：四月初，扫墓、祭祀。
端午：五月初五，吃粽子，划龙(屈原)
七夕：七月初七，妇女乞巧(牛郎织女)
中元：七月十五，祭祀鬼神，又叫“鬼节”
中秋：八月十五，赏月，思乡
重阳：九月初九，登高，插茱萸免灾
冬至：又叫“至日”，节气的起点。
腊日：腊月初八，喝“腊八粥”
除夕：一年的最后一天的晚上，初旧迎新
8、婚姻周年
第1年§纸婚、第2年§棉婚、第3年§皮革婚、第4年§水果婚、第5年§木婚、第6年§铁婚、第7年§铜婚、第8年§陶婚、第9年§柳婚、第10年§铝婚、第11年§钢婚、第12年§丝婚、第13年§丝带婚、第14年§象牙婚、第15年§水晶婚、第20年§瓷婚、第25年§银婚、第30年§珍珠婚、第35年§珊瑚婚、第40年§红宝石婚、第45年§蓝宝石婚、第50年§金婚、第55年§绿宝石婚、第60年§钻石婚、第70年§白金婚
9、科举职官
〖乡试〗：录取者称为"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会试〗：录取者称为"贡生"，第一名称为"会元"、〖殿试〗：录取者称为"进士"，第一名称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
10、四书
《论语》、《中庸》、《大学》、《孟子》
11、五经
《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
12、八股文
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
13、六子全书
《老子》、《庄子》、《列子》、《荀子》、《扬子法言》、《文中子中说》
14、汉字六书
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
15、书法九势
落笔、转笔、藏峰、藏头、护尾、疾势、掠笔、涩势、横鳞竖勒
16、竹林七贤
嵇康、刘伶、阮籍、山涛、阮咸、向秀、王戎
17、饮中八仙
李白、贺知章、李适之、李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
18、蜀之八仙
容成公、李耳、董促舒、张道陵、严君平、李八百、范长生、尔朱先生
19、扬州八怪
郑板桥、汪士慎、李鱓、黄慎、金农、高翔、李方鹰、罗聘
20、北宋四大家
黄庭坚、欧阳修、苏轼、王安石
21、唐宋古文八大家
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
浅谈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观
在思维方式上，强调整体性、和谐性、统一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而从先秦的“天人合一”论到宋明的“万物一体”论，则是这一特征的集中体现。
我们的祖先在商周之际就开始了对天人关系的探讨和阐发。注重人与天、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统一和协调，即“天人合一”观念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观念。儒家经典《周易》有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妇夫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天地、万物以及以礼仪为行为规范的人群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而天则是这个统一体的主宰、本源。《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诚者天之道也”，“诚”即是“天道”，人只要能扩展天道德性，就会达到天道、人性、物性和整个自然界、整个社会的合一。
孟子更以简练的语言概括了“天人合一”思想：“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性”即人固有的仁义礼智，植根于“心”，人只要极尽其心以思行善，便可知其“性”;知其“性”，便可知“天道”贵善，于是心、性、天相通，融为一体。
先秦道家同样主张“天人合一”。道家的“道”，同儒家的“天”一样，都是宇宙的本体，只不过道家更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42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25章)庄子更从道的观念出发，认为天地、万物和人是齐同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
西汉武帝时期，适应加强国家统一、实行朝政改革的政治需要，董仲舒进一步发展了先秦以来的“天人合一”观，明确地提出了“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哲学命题，使“天人合一”观念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天与人虽然是相互区分的，但由于人“类于天也”，同类相通，因此统一成一个整体，即天与人“合而为一”。
董仲舒倡导“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理论的政治目的又在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学说统一社会思想，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帝国统一。他特别强调“大一统”，强调“一”，而实现“大一统”则要依靠国王。他在解释“王”字时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春秋繁露?王道通三》)天、地、人是一个统一体，而将他(它)们串联、贯通起来的则是“王”。因此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要“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君是现实世界代替天统御臣民和万物的主宰。
宋明理学使儒家学说更加哲理化。理学中的程朱学派视超时空的精神实体“理”(“天理”)为宇宙本体，是“天地万物之根”;陆王学派则视主观的“吾心”(良知)为宇宙本体，“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理学家把“天人合一”观又向前推进一步，他们不再停留在直观地讲“天”，而是把“理”(天理)或“吾心”(良知)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在哲理思辨的高度上加以表述。在董仲舒那里，天、人是有区别的，是“合而为一”;而在理学家这里，则天、人无别，它(他)们本来就是一体，“一”在“天理”或“吾心”之中，因此“不必言合”。以“天理”或“吾心”为核心，不仅天与人，而且与社会、自然、万物都凝结为一体，明确提出“万物一体”论。程朱认为，“所以谓万物一体者，皆有此理，只为从那里来。”(《二程全书?遗书二》)陆王学派的大师王守仁则对“万物一体”论作了系统全面的论述。
王守仁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富创造力的思想家。他所构建的以“致良知”为核心内容的心学体系，在理论形态上把宋明理学推向顶峰。这个心学体系虽然非常完整和缜密，但其基本点则是四个“无”：“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学”。“心之灵觉”，即“良知”，既是“造化的精灵”、“万物的主宰”，又 是“天理”、“至善”和学问。在这里，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都以“良知”即“吾心”为源头、为基点统一起来、同一起来，融为一体。也就是说，人及宇宙中的万事、万物以及关于万事、万物之理，都统一到、同一到我的心中。 王守仁从“良知”是宇宙本体出发，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天地、人与万物的关系问题上，形成“万物一体”、“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整体观，把先秦以来的“天人合一”观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王守仁认为，不同等级、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人都有共同的“本然良知”。“良知”的显露发用，就是“天道”的贯彻流行。“自圣人以至于愚人，自一人之心以达于四海之远，自千古之前以至于万代之后，无有不同是良知也者，是所谓天下之大本也。”(《王文成公全书?书朱守乾卷》)由于人人都有共同的“良知”，因此人与人，不论是富贵贫贱，也不论是古今远近，就以“良知”为融汇点，凝成一体。王守仁还认为，不仅世上不同的人都有共同的“良知”，而且宇宙天地、世间万物也具有人的“良知”。人与天地、万物的共同发源处都是“良知”，“良知”又把人与天地、万物凝为一体。他论证道：“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天地无人的良知， 亦不可为天地”，因此“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一体。”(《王文成公全书?传习录》) 王守仁还以“万物一体”观解释了儒家经典《大学》中关于“明德”、“亲民”的命题。所谓“明德”即是吾心中固有的完美的德性，亦即
中国传统文化视野下的绚丽之美
审美活动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每个民族的审美心理特征都会在其日常生活和文学创作、艺术活动中表现出来，并且在该民族的文化习俗、思想观念、意识形态中得到解释和证明。泰勒对文化所作的权威定义：“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 ，审美作为一种“能力和习惯”，自然也应当与知识、信仰、道德、习俗等文化要素联系在一起，成为文化观念的具象化的表现之一。
对美的形态的特殊的感受，是每个民族审美观念的一个重要内涵，既表现了每个民族特殊的美的价值观，也浓缩了该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和民族文化心理特质，是民族文化历史发展的结果。对美的形态的这种特殊的感受，可以体现在民族艺术的创作风格中，也可以作为日常的风俗习惯、生活时尚、审美情趣甚至宗教信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来。
绚丽多彩，作为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审美感受，是对自然景象、社会生活现象和文学艺术创作的赞美之词，但在美学理论中却被排斥在美的基本形态之外。这是源于理论上的疏忽，还是出于观念上的偏见?本文拟从文化价值观的角度来尝试加以分析。
阴阳之道与美的形态的分类
美的范畴是意义的范畴，美学理论对美的范畴的规定，既是对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美的普遍特征的归纳与总结，也反映出人们对事物的美的属性的价值判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美的价值判断，既不是仅仅从艺术鉴赏的角度来评价艺术作品对鉴赏主体的价值关系，也不是仅仅立足于对审美对象超功利的“合目的性的形式”[ 2 ] 的感知，而是把审美活动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把美的“合目的性形式”作为自然的和社会普遍规律的“道”来加以规定，从而建立起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审美关系。
道家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原，是符合自然规律的根本原则;儒家则把“道”看作是调节社会关系的政治和伦理原则，是治理社会的道德准则。道家之道是自然，儒家之道是名教，从汉代的经学到魏晋玄学，又逐渐将道家之道和儒家之道相互融合，形成了“以道解儒”或“以儒解道”的儒道互补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在美学领域中的最重要的影响在于以自然美来比附社会美、道德美，从而建立起一种具有泛审美特征的美的基本形态的划分原则。
把对多元性的美的外部形态的分析，纳入“道”的思想体系，使美的形态研究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基础之上，把美的形态纳入“道”的“二元对立”的感性形态之中，阴柔之美和阳刚之美这两种形态的划分方法，就是这样形成的。中国古典哲学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世间的万事万物――乾与坤、天与地、阴与阳、刚与柔等等――都存在着相反相成的二元对立关系，《周易》：“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系辞下) ，“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说卦) ，“乾坤刚柔，比乐师忧”(杂卦) ，“刚柔者，立本者也”(系辞下) ，既从观念上，也从方法上确立了美的形态分类的哲学基础。
而直接运用“道”的形态来解释美的形态，则是从清代的姚鼐开始的。作为古文家，姚鼐运用中国传统的哲学观念来解释美的形态的二元对立的特点：“鼐闻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自诸子以降，其为文无弗有偏者。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铁;其于人也，如冯高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寥廓;其于人也，乎其如叹，邈乎其如有思，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观其文，讽其音，则为文者之性情形状举以殊焉。”(《复鲁非书》) 以中国古代哲学的阴阳、刚柔观念来解释文学创作风格的'差异，并以丰富的比喻来对文学风格的状态做生动的描述，表现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背景上对美的形态研究所取的独特视角，使美的形态研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但是，姚鼐的偏颇也就在这里表现出来。他以“道”的形态来解释美的形态，不仅忽略了美的丰富多彩的感性形式，而且在男权中心的语境下，用阴柔之美和阳刚之美这两种美的形态来对人的性格情态进行分析，也似乎只注意到处于社会权力中心的两种人：叱咤风云的英雄和超然物外的名士，而如果从自然人来进行分析，至少还应该论及女人应当属于怎样一种美。可以肯定地说，女人的美就不是阳刚与阴柔这两种形态所能包容的了。因此，以姚鼐的这段论述来作为美的形态分类的依据显然是很不完善，也很不科学的。即此一端也可以看出，仅仅用中国传统的阴阳刚柔理论来作美的形态分类的依据，对美的形态研究来说难免会以偏概全，捉襟见肘。
我国的现代美学理论在美的形态分类研究中，既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融合了西方美学理论的美的范畴学说。中国古典美学对美的形态的论述，最早可以推到孟子所说的“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孟子?尽心下》)，而这一美学命题，又很容易让现代美学家们把“美”与“大”这一对概念与西方美学中的“美”与“崇高”这一对基本范畴联系起来，从而产生直接的比附和对应关系。虽然孟子所说的“大”既包含了现代美学中的“崇高”的内容，却也有色彩绚丽和气象辉煌的意思，就像孔子赞美尧所说的“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 ，就包含着赞扬尧具有光彩照人的相貌和博大辉煌的气概这样一层意思，这又不是一般的美所能概括的，它是属于那种灿烂鲜艳、绚烂夺目的绚丽之美。但由于现代美学一般只取美与崇高这两种美的形态的分类，所以“大”的后一层意思就往往被忽略了。
我国早期引进西方美学思想时就体现了这样的思维特点。王国维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中说：“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就美之自身言之，则一切优美皆存于形式之对称、变化及调和。至宏壮之对象，汗德(按：即康德)虽谓之无形式，然以此种无形式之形式能唤起宏壮之情，故谓之形式之一种无不可也。”[3 ]王国维根据上引的康德的理论并加以发挥，提出：“美学上之区别美也，大率分为二种，曰优美，曰宏壮。自巴克(按：即博克)及汗德之书出，学者殆视此为精密之分矣类。”[4]我以为，这就是我国现代美学理论对美的基本形态的最初的命名，此后，美学理论研究便从阴阳刚柔的二分方法出发，对美的形态作优美与壮美这两种形态的划分了。
围棋的起源：中围棋是谁发明的
围棋的起源：围棋的起源在中国流传最久最远的说法是“尧造围棋，丹朱善之”。这句话据传是出自已佚名的《世本》一书，《世本》相传成书于战国时期，司马迁曾采用过不少《世本》中的资料，但《世本》并没有流传下来，现在能见到的多是明、清文人的辑本。
根据比较可靠的考证，围棋不是一发明出来就完善到今天这个样子——横竖十九道。敦煌及河北等地就曾出土过十七道的围棋盘和围棋子及其他资料。至于相传尧或舜造围棋一说，颇相似于神农氏尝百草，有巢氏造房子等的传说，古时候的人们愿把某项重大的发明与发现归结到某个“大”人物身上，以表达对这项发明与发现的肯定和敬佩之情。
《大英百科全书》中说：“围棋，公元前2356年起源于中国”。《美国百科全书》说：“围棋于公元前2300年由中国发明。”公元前2356年，即尧即位元年，显然世界上最权威的百科全书，所依据的也是中国“尧造围棋”的传说。
另一个关于围棋起源的有名传说是“河图”、“洛书”说。相传在远古的伏羲氏时代，黄河里跳出一匹龙马，马背画着一幅图画，人们称之为“河图”。大禹治水时，洛水里现出一只神龟，神龟背上也画有一幅图，名“洛书”。一般认为“河图”为圆，象征天;洛书为方，象征地。古人认为地是方的，故围棋盘也是方的。星星是圆的，引申为围棋的子也是圆的。
围棋起源于“八卦”说的人们更具体指出，“围棋盘上的‘天元’代表着宇宙和大地上的共同中心。分布在棋盘上的8个‘星’，分别代表了东、南、西、北;东北、东南、西北、西南8个方位。”《敦煌棋经》中说：“棋子圆以法天，棋局方以类地。”是和“八卦”说相一致，并成了“八卦”说中的有力凭证。围棋是否起源于“八卦”，仅凭《敦煌棋经》中的几句话还是无法作定评的。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生产活动决定并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别林斯基选集》)
麻将的起源：文化国粹麻将是怎么来的
麻将的起源：麻将是中国的国粹，中国人总是爱以搓八圈或是以桌上游泳来称呼，近来更有医学研究发现，老年人多打麻将可以预防老人痴呆症，不可讳言，麻将是一件令人不能自己的博奕游艺，但是你知道麻将的由来吗?
麻将起源于中国，原属皇家和王公贵胄的游戏，其历史可追溯到三四千年以前。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麻将逐步从宫廷流传到民间，到清朝中叶基本定型。
相传明朝名为万饼条的人在“叶子格戏”的基础上创造麻将，以自己名字“万、饼、条”作为三种基础花色。另一方面, 有人说麻将本是江苏太仓“护粮牌”。例如：“筒”图案就是火药枪。
有关资料记载，在江苏太仓县曾有皇家的大粮仓，常年囤积稻谷，以供“南粮北调”。粮多自然雀患频生，每年因雀患而损失了不少粮食。管理粮仓的官吏为了奖励捕雀护粮者，便以竹制的筹牌记捕雀数目，凭此发放酬金，这就是太仓的“护粮牌”。这种筹牌上刻著各种符号和数字，既可观赏，又可游戏，也可作兑取奖金的凭证。这种护粮牌，其玩法、符号和称谓术语无不与捕雀有关。
例如，“筒”的图案就是火药枪的横截面，“筒”即是枪筒，几筒则表示几支火药枪。“索”即“束”，是用细束绳串起来的雀鸟，所以“一索”的图案以鸟代表，几索就是几束鸟，奖金则是按鸟的多少计算的。“万”即是赏钱的单位，几万就是赏钱的数目。
此外“东南西北”为风向，故称“风”，火药枪射鸟应考虑风向。“中、白、发”：“中”即射中之意，故为红色;“白”即白板，放空炮;“发”即发放赏金，领赏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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