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优秀读书笔记

现代汉语优秀读书笔记

　　现代汉语词典以规范性、科学性和实用性为主要特点，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在海内外享有很高声誉，先后荣获国家图书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和国家辞书奖。接下来，小编为你带来相关读书笔记，希望对你有帮助。

　　篇一：现代汉语是非问句研究。

　　摘 要： 是非问句是现代汉语疑问句中一种至关重要的类型。目前，现代汉语是非问句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许多优秀的成果，但是还不够系统和全面。本文以现代汉语是非问句的语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为主要论题，回顾前人的研究成果，对是非问句进行了系统分析和研究。

　　关键词： 是非问句 疑问类型 三个平面

　　一、现代汉语是非问句的性质特征和类型

　　（一）性质特征

　　根据学者们对现代汉语是非问句的描述，我们总结出是非问句的性质特征如下：是非问句的结构基本上和陈述句相同;疑问信息主要由语调和疑问语气词承担;疑问语气词有“啊、吧、吗”，不能有语气词“呢”;疑问焦点是整个句子;回答形式主要是用“是、对、嗯、是的”等表示肯定，用“不、不是、没有”等表示否定，或者用点头、摇头回答。

　　（二）内部类型

　　1.“吗”字是非问句

　　“吗”字是非问句一直是疑问句研究的热点之一。刘月华提出“S吗”问句的询问意义类型有三种：问话人预先有倾向性的答案，问话人的目的是为了从对方得到答案;答案对问话人不是很重要，或问话的目的不是求答案，而是另有目的;问话人预先没有倾向性的答案，问话的目的是为了从对方得到答案。

　　我们认为“吗”字是非问句的交际功能主要有三个：

　　一是表询问，可称之为“吗1”是非问句。例如：

　　①甲：他上次说要去北京出差，他还去吗？

　　乙：去不去。

　　乙：是的不是。

　　这类是非问句和和正反问句很相似，其答语一般用谓语动词的肯定或否定式来回答，一般不用“是的、不是”回答。

　　二是表求证，可称之为“吗2”是非问句。例如：

　　②甲：他去北京了吗？

　　乙：是的不是。

　　乙：去不去。

　　这类是非问句的答语一般不用谓语动词的肯定或否定式来回答，而用“是的、不是”甚至“嗯”来回答。

　　三是表质疑，可称之为“吗3”是非问句。例如：

　　③甲：我去过北京好几次了。

　　乙;你去过北京好几次？不可能！

　　这类是非问句也可称之为“回声问句”，表达了说话人强烈的质疑态度。

　　2.“吧”字是非问句

　　我们认为“吧”字是非问句的交际功能主要有两个：

　　一是求证或征询对方意见，希望对方同意或支持自己的看法。例如：

　　①有五里地吧？

　　②临走前，我总得有封介绍信吧？

　　③这个好玩吧？

　　例①表示求证。例②是征询对方的意见。例③即可以表示求证又可以表示征询对方的意见。

　　二是表建议。例如：

　　①我给您倒杯水吧？

　　②大哥，快开车吧？

　　例①表示服务型建议，希望为对方做某事。例②表示祈求型建议，希望对方为自己做某事。

　　3.其他语气词结尾的是非问句

　　“吗”、“吧”以外的疑问词结尾的疑问句主要是“啊”及其变体、“哈”等等。一般认为语气词“啊”的主要作用是表达舒缓随便的语气（储诚志，1994;徐晶凝，1998），它可以用于陈述句、祈使句、疑问句和感叹句的末尾。而用于是非问句时，往往带有进一步求得证实的语气。处于是非问句末尾的“啊”一般可以去掉，但全句的语气就会变得更直接、更强硬一些，发问人确信的语气更为明显，疑问程度也因此略微降低。“呀”和“哇”是语气词“啊”的语音变体。“啊”和“呀”之间可以自由互换，但也有人认为“呀”的语气似乎稍微重些（胡明扬，1981）;“哇”是“啊”的语音变体，只在一定的语音条件下出现。“啦”则可以看作是时态助词“了”与语气词“啊”叠用产生的连读现象;同样“哪（呐）”也可以看成是“呢”和“啊”的连读;有时“哪”是“啊”的语音变体。“哈”字是非问句是比较特殊的一类。尹世超（1999）曾对其进行研究并指出，“哈”经常用于语气最为委婉和缓的是非问句句末，全句表示征求对方的同意，大体相当于“确实是吧”的意思，因此该类是非问句的疑问程度相对更低。

　　4.无语气词结尾的是非问句

　　刘月华（1988）称无疑问语气词的是非问句为“语调是非问句”。后者又划分为两个小类：一类是重复性问句，也有学者称之为“回声问”;一类是“接引性问句”。

　　重复性问句是指重复对方说过的话，主要是重复自己比较感兴趣的部分。例如：

　　①马青：请问，去扁壶胡同怎么走？

　　少女：扁壶胡同？（《王朔?顽主》）   ②阿眉：你就这么呆着吧，你觉得怎么好就怎么过吧，我养着你。

　　我：你养我？岂不是颠倒鸳鸯！（《王朔?空中小姐）））

　　我们可以按照功能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问话人由于没听清楚或者没听懂对方所说的话，而通过问句来请求得到进一步的解释或者确认;一类则含有反诘的意味，反驳对方所说的话，后面往往接着进一步的解释。

　　接引性问句一般出现在对话过程之中，由上下文和语境引起，并不重复上文的内容。例如

　　①这冰箱是你新买的？

　　②我们之间就不能好好谈吗？

　　例①是问话者提出情况，请求对方的确认。例②则含有反诘的语气。表反诘语气的疑问程度较高，请求确认的疑问语气低。

　　可以看出在是非问句内部，句末疑问语气词的作用范围是整个句子，是影响疑问程度的主要因素，进而影响到交际功能。“吗”字是非问句的疑问程度跨度较大，单纯表示询问，疑问程度比较高。“吧”字是非问句一般期待得到肯定性的答句，疑问程度较低。其他语气词结尾的是非问句主要分为“啊”字是非问句和“哈”字是非问句两大类，主要表示确认或征求对方的意见，疑问语气较低。无疑问语气词的是非问句形式和表达功能之间的对应关系不是特别的明显。

　　二、现代汉语是非问句的语义分析

　　（一）疑问程度

　　赵元任（1979）指出，“吗”字是非问句对于肯定的答案抱有或多或少的怀疑，也就是可能性在50%以下。徐杰、张林林（1985）认为，“吗”字是非问句的疑问程度为80%，属于具有较高疑问程度的疑问句。邵敬敏先生则认为，“吗”字是非问句的信为1/4，而疑为3/4。黄国营（1986）根据发问时潜在的程度，把“吗”字是非问句分为假问句、证实问句和询问句，从学者们的.研究可以看出，“吗”字是非问句属于较高疑问程度的疑问句。

　　“啊”字是非问句一般是信大于疑，说话人心目中已经有了倾向性的认识，只是想通过这类问句表达自己的意图。“哈”字是非问句的疑问程度很低，说话人主要是委婉的征求对方的意见。无语气词是非问句的疑问程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问话人主要的目的是进行询问，一般希望得到肯定性的答案，因此疑问程度比较高。一类是问话人往往已经有了倾向性的答案，发问往往另有目的，如表示反诘的语气，因此一般不期待对方的答案，疑问语气较低。

　　（二）疑问范围

　　疑问句是具有疑问句调，表示提问的句子。这就使得问话人在提问的过程中必须向对方提供一个特点的询问范围，这一询问范围就是“问域”。是非问句的问域的构成总是确定的，包含并且只包含两个命题选项，其中一个是肯定的，另一个是否定的。而且其命题的解答都包含在该问域中。问域中不同命题选项之间存在着不相容的关系，不可能都是真的，也不可能都是假的。

　　问域的价值在于向对方提供一个确定的询问范围。在这一范围内总是包含有多方面的信息，这些信息的作用并不相同，其中总有某个信息点处于其它信息的核心，或者说其它信息总是围绕或服务于某个信息点。这一处于核心的信息点，就是该疑问句的疑问点。是非问句的疑问点就是整个句子，但是有时候也会集中在某一点，形成一个焦点。这个焦点可以通过强调重音突出出来。而它的答语有两个类型：一种是简单的肯定或者否定，用“是不是、对不对、嗯、行”等来回答;一种是从问句中选择词或者短语来回答，这种词或者短语是由疑问点所决定的。

　　三、现代汉语是非问句的语用分析

　　（一）预设及其语用价值

　　预设（presupposition）又译作“前提”或“先设”，是言语交际各方根据语境可以推理出来的已知常识，因此，预设具有两个特点：第一，跟语境密切相关。第二，交际各方共知的事情。预设义往往包含在句子当中，无须用特定的语句表达出来，它是一种隐含的意义。

　　从语义上看，是非问句属于二值等量疑问句，其预设是相应陈述句命题的正反宣言。例如，“你去过北京吗？”与其相应的陈述句命题的正反选言，也就是它的预设是：“你去过北京”或者“你没去过北京”。发话者在发出此询问既已事先设定：受话者要么去过北京，要么没去过北京，二者必选其一。

　　在言语交际中，作为共知信息的预设是理解对方话语的先决条件。恰当地选择言语预设，巧妙地发问，能达到特定的言语交际意图。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在《哲学史演讲录》中曾经举过一个著名的例子：有人问梅内德漠：“你是否停止打你的父亲了？”这是一个是非问句。人们想使梅内德漠陷入困境，不管他回答“是”还是“不是”，在这里都是危险的。如果说“是”，那就意味着他曾经打过他父亲;如果回答“不是”，那就意味着他还在打他父亲。这使梅内德漠陷入两难的局面。这实际上是利用虚假预设，巧设语言陷阱。形式逻辑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复杂问句，它隐含了一个虚假预设：你打过你父亲。梅内德漠识破了这一陷阱，回答道：“我从来没有打过他。”否定了对方的虚假预设，没有上当。

　　（二）言语行为类型

　　言语行为理论是由奥斯汀（J.L.Austin）开创，塞尔（J.Searle）修正、完善，从行为角度阐释人类言语交际的一种重要理论。言语行为是指用言语来实施语用意图的行为。

　　现代汉语疑问句的言语行为种类很多，我们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是非问句的言语行为。一是直接言语行为类型，表示“询问”，例如：“你要去北京？”、“这事你知道吧？”。二是间接语用行为类型，赛尔（1979）给间接言语行为下的定义是：“间接语言行为是通过实施另一种施事行为的方式来间接地实施某一施事行为。”是非问句的间接言语行为主要有以下两类：   （1）请求例如：

　　①你能为我做这件事吗？

　　②借个火行吗？

　　以上例句都是通过“询问”来请求。发话人的真正意图不是请求。例①中发话者显然不是询问受话者“能”或“不能”，其真正意图是请求受话人为自己做这件事情。

　　（2）应酬例如：

　　①吃过饭啦？

　　②上班去？

　　以询问的方式来实施应酬言语行为的句子，大多为日常生活中用来问候的套话。

　　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是非问句不仅可以用来实施“询问”这一直接、单一言语行为，而且可以广泛地用来实施间接的、复合型的言语行为。

　　四、小结

　　本文从语法、语义、语用三方面对现代汉语是非问句进行立体研究。在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总结了现代汉语是非问句的性质特征和分类标准。以语气词为分类标准，提出了是非问句的四种内部类型，主要是“吗”字是非问句、“吧”字是非问句、以其他语气词结尾的是非问句和无结尾语气词的是非问句。从语义的角度，分析了现代汉语是非问句的疑问程度和疑问范围。从语用的角度，总结了是非问句的言语行为类型。是非问句是语言中使用频率很高的一种类型，本文的研究还不够全面深刻，希望是非问句在将来能得到更多的关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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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吴早生.现代汉语疑问句两种语义特性[J].红河学院学报，2008.6（4）：6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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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郭婷婷.现代汉语“吗”问句的信息结构与功能类型[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5，（3）：85-89.

　　篇二：现代汉语诗歌与现代汉语诗学

　　1993年，我在写作自己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时，是把“现代诗歌符号美学”当作一种普遍性诗学来看待的，亦如我所理解的克罗齐的诗学或者俄国形式主义诗学、新批评诗学。但在该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已经感受到其中的问题。问题的引起正是由于语言。在此期间，我读到叶维廉先生的《中国诗学》，叶先生谈到文言作为诗的媒介的特性和白话在表达上的限制及新的可能性，讲到中国古代诗歌是一种“以物观物”、“目击道存”的艺术方式，类似于电影蒙太奇的手法。在谈到白话新诗时，叶先生引用了余光中《钟乳石》的两行诗句，认为由于运用了“依然”、“但”等分析性文字，将整个蒙太奇的呈现效果和诗的直接性毁掉。我认为叶先生此处的评价似乎并不是很恰当，进一步说，现代汉语的特点势必要影响到现代汉语诗歌的审美风貌。叶先生这里的意见反映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叶先生说：“白话和文言既有如此大的差距，现代中国诗人在他们的挣扎中，能够保有多少中国旧诗的表达形态和风貌呢?”这似乎是把文言旧诗当作了理想的诗体，而用现代汉语所写出的白话新诗，无论如何也创造不出文言旧诗的境界；但另一方面，为什么要把文言旧诗当作理想的诗体以及为什么要把“中国旧诗的表达形态和风貌”作为现代汉语诗歌追求的目标呢?这又涉及到现代汉语诗歌的主体性和合法性问题。为此，我把自己的感受整理成一篇题为《现代汉语与现代新诗——试论现代汉语诗歌审美符号的特殊性》的文章，并将其作为《现代诗歌符号美学》一书的附录，试图从中清理出一些头绪出来，这就是我自己的普遍诗学的终结和具体诗学的开始。

　　我确信，我们需要和所能把握的，只有具体的诗歌和具体的诗学，并不存在抽象的什么“现代诗学”，没有哪一种有意义的诗歌样式或诗学理论不依存于一种具体的语言。我们过去经常说到的不涉及具体语言或只是表面涉及到语言的“现代诗歌”或者“现代诗学”，其实都只是存在于想象之中，正如“纯诗”一样是一种永远不可企及的理想。真正构成我们的诗的现实生活的，恐怕还是那种被称为“现代汉语诗歌”的诗、而对于现代汉语诗歌的种种言说，也就是我们所理解的`“现代汉语诗学”。我们所期待的其实就是现代汉语诗歌和现代汉语诗学。最关键的是，我们一定要意识到，语言之于诗，并不是一种可以随意替换的外套，或者如过去人们常说的一种形式。实际上，每一种具体语言都从根本上成就了一种具体的诗歌和一种具体的诗学，包括它的世界观、审美视域和诗体样式，而且只能成就这样一种而不是多种甚至是普遍的诗和诗学。

　　现代汉语诗歌的提法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被叫做“白话诗”或“新诗”，也有的称作“白话新诗”或“自由体诗”，再以后则被叫做“现代新诗”。每一种提法都包含了相应的理解视域。但这些说法之间存在着某种发展变化的趋势，那就是，人们越来越倾向于用现代汉语诗歌来命名过去所说的白话诗或新诗。  “新诗”提法也起于胡适。1919年他的《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对新诗的发生从文学进化角度进行了有力的辩护，对早期新诗人的创作、新诗的音节、新诗的方法等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说，该文被朱现代汉语诗歌较早的一个较模糊的提法是“汉诗”，最早由1980年代中期一批’民刊诗人提出，所指的实际上就是现代汉语诗歌。

　　但这一提法出现在文化寻根背景之下，多少表现出一种汉语言文化的自觉。而其中可能包含的诗歌美学前景和问题，则远远没有得到展示。因此，真正对所谓新诗的命名进行一番学术梳理并将其改称为现代汉语诗歌的，其实是王光明先生。1997年7月，由福建师范大学和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联合主办的“现代汉诗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风景秀美的武夷山召开，这次会议的基础，实际上是王光明先生主持的国家“九五”规划重点项目“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王光明在会议的主题发言中，明确提出用“现代汉语诗歌”的概念对所谓“新诗”进行重新命名，并且认为：“现在和未来中国诗歌的写作，不能不认真面对远非完美、稳定的现代汉语这一语言形态，犹如我们已无法回避陌生的全球性经济、文化的背景，无法回避在此背景中文化融合与文化失真的矛盾一样。

　　重要的工作是从现代汉语出发又不断回到现代汉语和解构与建构双重互动的诗歌实践中去，顾及外在形式与内在形式的共同要求，寻找最接近现代汉语特质的形式和表现策略，让诗歌的创作规则及手段在诗歌文类(它可能是多种的)意义上稳定下来，建立起诗人与读者共同的桥梁。这样，我们就来到了现代汉诗面前：作为一种诗歌形态的命名，它意味着正视中国人现代经验与现代汉语互相吸收、互相纠缠、互相生成的诗歌语境，同时隐含着偏正‘新诗’沉积的愿望。”王光明在充满激情的发言中还特别指出：“这不是一个具体的诗歌文类的概念，或许它仍然是一个过渡性、临时性、权宜性的概念，但这个概念有利于我们面对经验与语言的真实，以诗的自觉和语言的自觉，走向成熟诗歌文类的建设。”我的印象是，到了应该说现代汉语诗歌的时候了。

　　重要的不只是命名，而是在这命名过程中对中国现代新诗的理解所发生的变化。在我看来，一旦我们真正理解了其中所发生的有关诗歌的语言和文化的自觉，就很难再不加分析地谈论所谓中国诗歌或者现代诗歌。而有关这一话题的研究，则还远远没有展开。  上述研究无疑已经展开了现代汉语诗学研究新的广阔空间，并为现代汉语诗学的深入拓展提供了新的可能。但从整体上讲，现代汉语诗学研究才刚刚开始，还很不成熟。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在我看来有两点：

　　其一，是关于具体的诗歌和具体的诗学还远未形成新的共识。人们仍然持有普遍性诗歌和普遍性诗学的幻想，对语言之于诗歌的关系的决定性和特殊性还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所谓现代诗学以及中国诗学的追求仍然是一个具有广泛吸引力的话题。

　　其二，是对于现代汉语作为现代汉语诗歌的媒介及其相关诗学问题也还没有形成广泛共识。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意见仍是俞平伯在1919年就提出的“中国现行白话不是做诗的绝对适宜的工具”，前述叶维廉先生对余光中诗的批评就隐含了对文言诗的肯定和对白话诗的不满，新近的代表则是郑敏先生对现代汉语的批评，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对现代汉语诗歌和现代汉语诗学的怀疑。应该看到，现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诗歌的诞生还只有一百年，有关的艺术实践和理论探讨远没有得到充分展开。